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原文
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
岑参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蹬道盘虚空。
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
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连山若波涛，奔走似朝东。
青槐夹驰道，宫观何玲珑！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
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
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
【作者】
*岑参（715—770），唐荆州江陵（今属湖北）人，郡望南阳（今属河南）。玄宗天宝五年（746）进士及第，天宝间曾两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府掌书记、节度判官。肃宗时历任右补阙、起居舍人、虢州长史等职。代宗大历二年（767）任嘉州刺史，客死成都。有《岑嘉州集》。
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赏析
唐人作诗，素有互相竞赛之风。元代吴师道称：“岑嘉州（参）与子美（杜甫）游，长于五言，皆唐诗巨擘也。”（《吴礼部诗话》）“巨擘”之间赛起诗来，气象当更可观。明代谢榛《四溟诗话》就评判过一次岑、杜之间的寄、答之作，以为“岑诗警健，杜作殊不惬意，譬如善弈者，偶尔轻敌，输此一着”，可见是杜甫“输”了。凑巧得很，天宝十一年（752），岑参、高适、杜甫、薛据诸人，同登长安曲江之北的“慈恩寺塔”（即“大雁塔”），先后以同题作诗，显然亦有竞赛之意。杜甫之作被公推第一，而岑参此作亦不宜多让。
先看起句：“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此叙诗人身在塔底，猛见七层之塔直耸云霄的瞬间印象，不仅发语突兀，而且著一“涌”字，顿有一种强烈的“生成”感：那塔仿佛才从地下冲涌而起，就扶摇直上，刹那间便穿透云空，其“孤高”自得之态，竟把缥缈森严的“天宫”，也逼得退避三舍。笔端带有何等气势！至于杜甫，作诗既在其后，又有与岑参一比高下之心，开篇亦吐语惊人、毫不相让：“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以“跨”字状貌高塔横出苍穹的雄影，又烘托以烈烈不息的天半之“风”，气势虽不若岑参，境界则更见阔远，可谓旗鼓相当。
接着四句叙登塔。由于诗人巧妙地把塔外世界作为登高的参照物，那愈升愈高的景象，便带有了奇幻缥缈的错觉。随着逐层的升登，诗人仿佛一步步踏“出”了人间的大千“世界”。仰看头上的“蹬道”，因为有塔外碧天白云的衬托，便似乎不是架设在塔身之内，而是无所凭借地盘升于“虚空”之上！到了近塔顶的高处，感觉就更奇幻了：那峥嵘高峻的宝塔，仿佛不是从地上耸起，倒是靠了鬼斧神工之力，从悬浮的万里云空，突然压向了神州大地。“蹬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两句，正是从诗人登高俯仰的错觉中，表现慈恩寺塔的峻高，不仅富于动态感，而且造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奇境。比较起来，杜甫之叙登塔，就略显逊色了：“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方始登高，便生“百优”，自是忧国忧民的“诗圣”襟怀。但就对升登之境的描摹看，杜诗毕竟太跳脱了些，反不如岑作之奇妙真切。
待到登临慈恩寺塔顶，境界更觉高妙：“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以夸张之语，写高踞天半之感觉，笔力有多雄劲！而诗人俯窥“高鸟”、竦听“惊风”的欣喜自得之情，亦隐隐溢于辞表。但因为此诗开篇已有“孤高耸天宫”的夸张描摹，此处仍以夸张叙其峻高，境界未免重出。比起杜甫的“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读者自能辨出，还是杜甫思致缤纷、境界清阔，而且“景虚而有味”（明代谢榛《四溟诗话》）。
不过，岑参毕竟是大手笔：当其描述身居塔顶俯览四方之景时，眼底的山原、陵苑便全都生气流动、奔凑笔端了。“连山若波涛，奔走似朝东”，以“波涛”比拟东望中的连绵群山，又以“奔走”状其起伏欲动之态，那静立的山峦，便带有了呼啸澎湃之势，滚滚而东。这化静为动的写法，与后世辛弃疾以“万马回旋”之喻，描摹“众山欲东”景象（《沁园春•叠嶂西驰》），正有异曲同工之妙。然后回首南望，只见四达的“驰道”，从金碧辉煌的宫观楼阙中奔出，带着苍翠的槐树影，伸向远天；那宫观楼阁，原本都巍峨入云，而今从七层塔顶俯瞰，竟渺然而小，显得何其“玲珑”可爱！最令人叹赏的，还是“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二句。“秋色”本无运动之态，但在诗人笔下，却如衔枚奔行中的庞大骑队，前后人马，一色青碧，刚从天边涌出，转眼间已拥拥攒攒，布满了千里“关中”——把苍茫无际的“秋色”，表现得如此富于声势，这在后世，恐怕也唯有欧阳修描摹“秋声”的“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之句（《秋声赋》），方可与之媲美！最后写高塔之北望：“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在辽远的山原上，隐隐可见汉代的“五陵”（即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在那里长眠的，便是曾经以雄伟壮大的气象，崛起于中原大地的汉帝国的五位帝王（高祖、惠帝、景帝、武帝和昭帝）。然而沧海桑田，他们当年灿烂煊赫的文治武功，而今安在？只有青蒙蒙的云烟，还笼罩着这些孤清的墓陵，“万古”不散。这两句描摹眼前之景，而融之以“万古”青烟，抒写了诗人俯览中悠悠而生的多少历史盛衰之感。
正是顺着这一思绪，诗之结尾忽然化出了顿然悟道式的旷达之语：“净理（即佛理）了可悟，胜因（即“善因”）夙所宗。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站在宝塔顶上，悟觉到世界之长久和人生之有限，则身外的功业、名利、荣华、享乐，又有什么可留恋的？倒不如挂冠弃官，超然世外，以领略佛家的无穷之“道”，不更有兴味些？从登高俯临的清奇之境，引发“了悟”佛理的旷达之思，这就是岑参《登慈恩寺浮图》所抒写的情志。杜甫则不同：他在后半篇虽也描述了“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的俯览之景，却又隐隐与时局的混乱、山河的破裂交织在一起，表达了“登兹翻百忧”的志士之慨。所以，结尾又以“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的比兴，寄寓了那深切的忧国之思。读来令人百感交集、惋叹不已。明人王世贞称“岑（参）才丽而情不足”（《艺苑卮言》）。比较一下岑、杜这两首同题之作，人们正可感受到：岑参旷达，杜甫执著；岑诗以境界之清奇雄丽见长，杜诗则以诗韵之蕴藉深沉为优。从诗以言志的传统眼光看，岑诗之“情不足”，恰为杜诗之韵深长所压倒。判杜诗为“压卷”，良有以也。倘若从对登高览景的审美观照看，则岑诗写景的奇恣清健，又非杜诗所能及也。
（潘啸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