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丰折臂翁原文
新丰折臂翁
白居易
新丰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须皆似雪。
玄孙扶向店前行，左臂凭肩右臂折。
问翁臂折来几年，兼问致折何因缘。
翁云贯属新丰县，生逢圣代无征战。
惯听梨园歌管声，不识旗枪与弓箭。
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
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
闻道云南有沪水，椒花落时瘴烟起。
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
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
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
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
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
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
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
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
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
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
不然当时沪水头，身死魂飞骨不收。
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
老人言，君听取。
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
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
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
新丰折臂翁句解
新丰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须皆似雪。玄孙扶向店前行，左臂凭肩右臂折
新丰有个老翁，今年八十八，头发、鬓发、眉须都白得像雪花。玄孙扶着他向店前走来，你看他把左胳臂搭在玄孙的肩上，那右胳臂已经折断了。
新乐府倡导“首句标其目”（《新乐府序》），这首诗也是这样。开篇四句通过具体的描写，生动地刻画出一个白发老翁的形象。作者的刻画，一是突出他年老，暗示其作为历史见证人的可信性；二是点出他是独臂，这一奇特的残肢形象是全诗立意之本。突出这两点有鲜明的目的性，跟下面描述折臂翁对战争的控诉和谴责是分不开的。写折臂是状其不幸，写年老是表现他以此不幸而换来万幸，得以全身终老。这层意思是全诗要着意发挥的，在开篇对人物的客观描述中即已暗示出来，可见诗人在艺术构思上是有一番匠心的。首句一作“新丰老翁年八十”。据后面诗云“是时翁年二十四”，“是时”指大征兵的那一年，即天宝十三载（754），到作此诗的元和四年（809），当以“年八十”为是。此言“八十八”，是为了押韵。
问翁臂折来几年，兼问致折何因缘
先问老翁胳臂折断已经有多少年，又问他胳臂折断是由于什么原因。“来”，以来。这里用两句提问承上启下，作为过渡，引出折臂翁的回答，并以他的答话作为全诗的主体。老翁的答话则概述了他一生的遭遇。
翁云贯属新丰县，生逢圣代无征战。惯听梨园歌管声，不识旗枪与弓箭
老翁说：我的籍贯原属新丰县，出生在一个政治清明的时代，本来没有征战；那时经常听到的是梨园子弟们的歌唱演奏声，天下太太平平，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旗枪和弓箭。诗句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事，有真切自然之感，增强了叙事内容的可信度。答话是对下文所说的“天宝大征兵”的控诉，而从开元盛世说起，有对比之意。“贯”，指原籍、出生地，亦即现代意义上的籍贯；但那时说一个人的出生地，只说“贯”或“乡贯”、“里贯”，不说“籍”或“籍贯”。“梨园歌管”，指从宫廷里传出的音乐声。“新丰”，即昭应县的本名，为华清宫所在地。折臂翁是新丰人，为宫旁居民，故云“惯听”。
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
可是没过多久，到了天宝年间，朝廷大征兵，一家有三丁要抽一丁。抽到后，驱赶着他们向哪儿去呢？炎热的五月天里，赶着他们奔赴遥遥万里的云南征程。这几句既指出征兵数额之大，又点明是赴云南征伐南诏。点明地点和时间是很重要的，因为云南边地的山林地区，由于特殊的环境和气候，有致人疫疾的瘴气。这跟老翁答话中要突出被征战士惨死的遭遇有关，所以接下去四句就写战士们不战而死的情景。“无何”，没过多久。“驱将”，驱赶到。“将”在这里是语助词。
闻道云南有沪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
据人讲云南有一条河叫沪水，夏天椒花谢落的时候，那里便烟瘴弥漫。大军夏日徒步涉水，水热得就如滚汤，还没等过完，十个人中就已经有两三个死掉了。这四句，作者把传闻中征途的艰难和死伤的凄惨，描写得恍若发生在眼前。以“闻道”二字领起，说明不是老翁的亲历，而是听闻，这符合并未上过前方的折臂翁的身份和语气。“云南”，唐代的云南包括今天四川省的南部在内。“沪水”，又称沪江水，即今雅砻江下游和金沙江会合以后的一段。“椒花落时”，指夏天。花椒在春夏之交开花，到盛夏开败。“瘴烟”，即瘴气，一种能致人生病的毒气。
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
村南村北，到处是哀伤的哭声，那是儿子在告别爹娘，丈夫在告别妻子。都说呀，前前后后出征云南的人，千千万万个去了，却没有一个回得来！前面先写战士们在边地病死的惨况，这里才写征兵时亲人相别的悲痛，看似颠倒了事件发展的自然顺序，其实是合情合理、顺理成章的。因为天宝年间云南的开边战争非止一次，而且即使是同一次战事，也完全可能是前边病死、战死，后边又不断抓兵补充。更重要的是，诗人在艺术表现上有他的用意：一方面可以给读者造成征战不息、征兵不止的印象，同时前方“未过十人二三死”，正是后方征兵时“村南村北哭声哀”的原因。“无一回”，比前面的叙述有了发展，是总括前后几次战事说的，也是总括病死和战死两方面说的。这里的“皆云”，跟前面的“闻道”相呼应，更真切地传达出折臂翁叙说的语气。“征蛮”，指征讨南诏，古时称少数民族为蛮夷。
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
那时候，老汉我二十四岁，在兵部的文书里有我的名字。上面几句是从大处着笔，总写开边征战的惨酷和百姓的悲苦。下面便把笔墨集中到主人公，写折臂翁独特的命运遭遇和思想感情。“牒”，文书，这里指征兵名册。
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
趁着深更夜半，不敢让旁人得知，我悄悄地拿一块大石头，捶断了自己的右胳臂。这样一来，拉弓摇旗都不能胜任，从此才避免了应征去云南。这几句中，“偷”字下得非常好，说明这自残行为也是犯法的，一旦官家知道，将以逃避兵役论处。偷偷自残，使人免成望乡之鬼。战争的残酷无情，在此处得以充分显现。“簸旗”，举旗，打旗。
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
骨头碎啦，筋也伤啦，我并不是不痛苦，只是贪图能被挑拣下来，以便留在家乡。这只胳臂折断已经有六十年，一肢虽然残了，可是一身总算保全。到如今，如果遇到风雨阴寒之夜，胳臂还非常痛，痛得我直到天亮也不能睡眠。这六句写老翁折臂以后的结果及感慨：一方面是废一臂而全一身，另一方面是承受一生的疼痛。“拣退”，新兵入伍后经拣选，不合格者退回。
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沪水头，身死魂飞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
虽然痛得不能入睡，但我始终不后悔，并且还欣喜自己独独能够活到现在。不然，在当时沪水那个地方，还不是要落得个身死魂孤，连尸骨都没人收；只能做一个远在云南的望乡鬼，在那万人坟上哭声呦呦。
顶真修辞法具有“桥梁”的功能。作者就是利用这种手法，把折臂翁臂痛难眠的悲愤情绪推移到命运的比较，深刻地揭示出折臂翁复杂矛盾的思想感情。以长年的痛苦换来免于征战，代价是够高的，也是很不幸的。然而在他看来，比起那些惨死边埸的千千万万战士，他又是很幸运的。因此他既沉痛，又不能不为自己庆幸。“喜”字，含义深长。它是在前面一大篇叙述的基础上说出来，表达了一种难于用一般言语表达的至悲至痛，令读者于“喜”中见泪，“喜”中见悲。
作者原注：“云南有万人冢，即鲜于仲通、李宓曾覆军之所也。”天宝年间，由于唐王朝对地方民族关系处理失当，两次出兵南诏，前后死亡近二十万人。战后，阁罗凤派人收拾唐军阵亡将士遗骸，“祭而葬之”，名为“大唐天宝战士冢”，当地群众称之为“万人冢”。
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
老人的话，请你记取。你没听说吗，开元年间的宰相宋开府，他不奖赏边功，为的是严防穷兵黩武。诗写到上面，原本可以结束，但白居易的新乐府倡导“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并要“卒章显其志”。因此，老翁叙述结束后，诗人又直接出面，鲜明地揭示出全诗的主旨，表明自己的态度。这几句虽属于议论，但能“带情韵以行”（沈德潜《说诗晬语》），与枯燥的“以议论为诗”不同。
“宋开府”，指宋璟（663-737）。睿宗时曾任宰相，玄宗开元五年（717）至八年再次任宰相，后改授开府仪同三司，时人称为宋开府。他为人刚正不阿，敢于犯颜直谏；为相坚持正道，刑赏无私，致力于选贤授能，使官吏各称其职。史称“唐世贤相，前称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崇）宋（璟），他人莫得比焉”（《资治通鉴》卷二一一）。此句作者原注：“开元初，突厥数寇边，时天武军牙将郝灵荃出使，因引铁勒回鹘部落，斩突厥默啜，献首于阙下，自谓有不世之功。时宋璟为相，以天子少年好武，恐邀功者生心，痛抑其赏。逾年，始授郎将。灵荃遂恸哭呕血而死也。”“黩武”，滥用武力。
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
你又没听说吗，天宝年间有个宰相叫杨国忠，他为得到皇上的恩宠赏赐，竟鼓励去立边功。可是，边功还没有建立，已经引起了人民的怨恨。你若不信，就请问问新丰折臂翁。
作者原注：“天宝末，杨国忠为相，重结阁罗凤之役，募人讨之，前后发二十余万众，去无返者。又捉人连枷赴役，天下怨哭，人不聊生，故（安）禄山得乘人心而盗天下。元和初，折臂翁犹存，因备歌之。”
这部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诗人以“君不闻”、“又不闻”领起，将开元和天宝两个时期对举，将宋开府和杨国忠对举，与前面折臂翁所说的“生逢圣代无征战”相呼应；在比照中毫不隐讳、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歌颂什么、谴责什么。最后归结到题目上，提醒统治者切勿“边功未立生人怨”。诗人的是非观念、爱憎感情，在这里表现得十分鲜明强烈。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对这首诗的结语十分赞赏，说：“其气势若常山之蛇，首尾回环救应，则非他篇所可及也。”
新丰折臂翁题解赏析
【题解】
这首诗是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中的第九首，作于元和四年（809）。当时诗人三十八岁，在京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正是他在政治上直言敢谏、积极进取的时期。这首诗鲜明地体现了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并敢于揭露时弊的锐气。诗下小序云：“戒边功也。”已将意旨揭示得明明白白，毫不含糊。
诗中所叙，以唐玄宗天宝年间的历史事实为背景。当时，云南少数民族白族所建立的南诏国与唐王朝有封建的藩属关系。天宝九年（750），南诏王阁罗凤因受云南太守张虔陀的迫辱，愤而起兵，杀死张虔陀，反叛唐王朝。次年四月，唐王朝派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八万征讨。阁罗凤曾派人讲和，鲜于仲通不听，结果被阁罗凤大败于沪南，死六万人。天宝十三载（754）六月，以宰相名义兼领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派李宓再次率兵七万征讨，结果又是全军覆没，李宓亦被擒。杨国忠隐瞒了兵败的消息，反以捷报上闻，进而大肆搜捕民丁，强令队伍继续发兵攻打南诏。这几次战争前后共死亡近二十万人。
这首诗通过一位老翁自述亲身经历，反映了广大人民在这几次穷兵黩武的开边战争中所蒙受的巨大苦难；劝诫当朝统治者要从正反两方面吸取教训，体恤百姓的怨苦，慎于开边用兵。“新丰”，故城在今陕西省临潼县境内。
【赏析】
白居易在《寄唐生》诗中说：“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这首诗正是通过新丰折臂翁的经历，表达反对穷兵黩武的主题，目的也是为生民请命。清代施补华《岘佣说诗》评价此诗说：“长于讽谕，颇得风人之旨。”
这首诗的题材独特，很有看点。尽管自我折臂之人十分罕见，但新丰折臂翁这一形象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诗人揭露天宝时期几次开边战争带给人民的深重苦难，没有从正面直接描写战争的惨酷，没有铺陈和渲染沙场上白骨横陈的景象；而是通过应征者及其亲属的悲痛，尤其是通过逃征者的幸免于难，间接地表现不义战争给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
这首诗诗意显豁明白，语言晓畅浅易。通篇既没有罕见的典故，也没有生僻艰涩的词语，显示了白居易《新乐府》创作的总体特色：通俗性和明朗性。但它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又有独特之处，即诗人提炼和表现生活的角度选择得好，能于直中见曲。通过所写生活局部，启发读者去想象、思索那些没有写出却又着意表现的内容。对折臂翁，诗人明明是哀其不幸，却偏从他侥幸全身的一面突出他的“不悔”和“且喜”。折臂是痛苦的，以折臂来逃避征兵也是十分可悲的，诗人却把可悲之事当作可喜之事来叙写。而读者正从这反常的含泪之“喜”中，更强烈地感受到主人公内心巨大的悲痛。再进一步，还能从生者发出的怨苦之音中，体会到那些无言的战死者更大的不幸和冤愤。在艺术表现上，直和曲是对立的；但在这首诗中却相反相成，互为补充，构成一个和谐的艺术整体，即直中有曲，直中见曲。直则畅，“意激而言质”，它对社会问题的揭露是鲜明的、尖锐的。曲则深，言近而旨远，它所概括的生活内涵又是丰富的，读后发人深思。正如刘熙载《艺概》所云“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袁枚《续诗品》所谓“意深词浅，思苦言甘”。
【诗人名片】
白居易简介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因曾官居太子少傅，又称“白傅”。他死后被谥为“文”，后世也称他为“白文公”。白居易自称是秦朝大将白起的后裔。他的祖籍是山西太原，故写诗作文署名时，往往自称“太原白居易”。
白居易曾祖父时期，举家迁居到下邽（今陕西渭南）。据白居易讲，他的祖父白锽“幼好学，善属文，尤工五言诗，有集十卷”。在白锽任官河南时，白家寄居在郑州新郑（今属河南）。白居易就出生在这里。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明经出身，先后做过彭城县令、徐州和襄州别驾。白季庚四十一岁结婚，夫人陈氏善良贤惠，颇有见识。白居易兄弟四人，其中一个弟弟白行简，官至主客郎中，是文学史上有名的诗人和小说家。
白居易从小聪颖过人。六七个月大时，乳母指着“之”、“无”二字读给他听，他口未能言，但心已默识，以后无论谁让他指认，他都能明辨无误。三岁时，母亲手把手地教他写字。五六岁时，他开始学作诗，九岁时已懂得声韵。母亲对他兄弟几人的学业要求很严，但态度和蔼。白居易在《襄州别驾府君事状》里回忆说：“及别驾府君（即父亲白季庚）即世，诸子尚幼，未就师学；夫人亲执《诗》、《书》，昼夜教导，循循善诱，未尝以一篦一杖加之。十余年间，诸子皆以文学仕进，官至清近，实夫人慈训所致也。”
白居易在少年时代，因避藩镇动乱，随父亲任所变动，辗转于江南符离、襄阳等地。十五六岁时，他知道可以通过考进士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苦节读书”。二十岁前后，“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他终于通过宣州府的乡试。
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第一次到首都长安。第二年正月，他向给事中陈京写了一封信，同时献上杂文二十首、诗一百首，以求赏识。这是唐代所谓“行卷”的习尚。白居易在信中说，自己“上无朝廷附离之援”，这并非空言。好在是金子终将发光，贞元十六年二月，白居易一举登进士第（第四名），是登第十七人中最年少的。不过，和唐代其他知名的文人相比，是比较迟的。那一年他二十九岁。
贞元十九年（803），白居易再登书判拔萃科（第三等），被授为秘书省校书郎，为朝廷校勘和整理图书典籍，从此踏上仕途。这年三月，他结识了后来“海内声华并在身”的元稹，从此成为“谊同金石，爱等弟兄”的莫逆之交。白居易后来回忆说：“忆在贞元岁，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二人“行止通塞，靡所不同；金石胶漆，未足为喻。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他们以相近的平易流畅诗风，共同开创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诗歌流派，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元白诗派”。
因为制举考试是皇帝下诏甚至亲临主持以选拔人才的特殊科目，名望较高，加之登科后不但可以立即授官，升迁较快，而且还能授以所谓美职、清要之官。于是，在唐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辞去校书郎的职务，和元稹相约，共同应制举。元、白二人退居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时事，在如切如磋的备考中，彼此交谊进一步加深。白居易在此期间撰写的《策林》七十五篇，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重大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应对方案。
元和元年四月，白居易、元稹同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稹中第三等，也就是实际上的第一名，因为唐代制科照例无第一等、第二等。白居易则因为对策语直，屈居第四等，也就是实际上的第二等。登科后，白居易被授为盩厔（今陕西周至）尉。元和二年秋，白居易被朝廷调任为进士考官。考试完毕后，又被添补为集贤院校理。同年十一月五日，他奉敕试制、书、诏、批答、诗五首，六日正式充任翰林学士。这是白居易仕途生涯上具有转折性的一次任职。
元和三年（808）四月，白居易被任为制策考官。四月二十八日，迁左拾遗，依前充翰林学士。元和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预国家机要。这段时间，白居易的政治热情很高，经常上书朝廷，直陈时弊，如请降系囚、蠲租税、放宫人、绝进奉、禁掠卖良人等等，可谓“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他还写了《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等大量讽谕诗，进入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元稹、白居易以及李绅，以新乐府诗歌为轴心，初步形成了倾向、内容乃至风格相近的创作群体。后人为表彰其成就和意义，称之为一场“运动”，即“新乐府运动”。元和五年（810），元稹贬官江陵，白居易卸任拾遗，政治境遇上的进退影响到他们思想上的转变，因而新乐府创作作为一场“运动”，很快就趋于消歇了。
元和六年至十年，白居易因丁母忧回乡，服除回朝后授太子左赞善大夫（东宫属官，负责陪侍太子读书，讽谏太子过失）。
白居易心态的转变，在元和七年（812）他刚过不惑之年、退居渭上前后的诗作中，有许多明显的表现。其中闲适诗《适意二首》的自白最有代表性：
十年为旅客，常有饥寒愁。三年作谏官，复多尸素羞。有酒不暇饮，有山不得游。岂无平生志？拘牵不自由。一朝归渭上，泛如不系舟。置心世事外，无害亦无忧。终日一蔬食，终年一布裘。寒来弥懒放，数日一梳头。朝睡足始起，夜酌醉即休。人心不过适，适外复何求！
早岁从旅游，颇谙时俗意。中年忝班列，备见朝廷事。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况予方且介，举动多忤累。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胸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自从返田亩，顿觉无忧愧。蟠木用难施，浮云心易遂。悠悠身与世，从此两相弃！
就元白新乐府创作来说，元和五年已是一个过渡。尽管此后元稹有《古题乐府》，仍继承着新乐府创作的精神，但就元白诗派的主要创作方向而言，已从元和五年开始转变到“元和体”了，至于对这一“运动”在理论上予以系统总结，则又要等到白居易元和十年（815）所写的《与元九书》。
元和十年六月，两河的藩镇联合叛唐，派人刺杀了当时力主讨伐藩镇的宰相武元衡。时年四十四岁的白居易，第一个做出快速反应，他上疏请求限期严缉凶手。不料，当朝宰相韦贯之等以白居易身为东宫官，却先于台谏“越职言事”，不免嫌恶。一些素来对白居易没有好感的人又趁机诬告说，白居易的母亲是因为看花坠井而死，他还作《赏花》及《新井》诗，其行为有伤名教。于是，当年八月，奏贬白居易为江州（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刺史。中书舍人王涯又落井下石，说白居易不宜任地方长官，于是又追贬为江州司马。
这次打击实在是很沉重，成为白居易一生的重要分界线。从此他由“志在兼济”，迅速而全面地转为“独善其身”，决心做到“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但他并未辞官归隐，而是选择了一条“吏隐”的道路，一边挂着闲职，一边在庐山盖起草堂，与僧朋道侣交游，以求知足保和，与世无忤。与之相适应，描写闲静恬淡境界、抒发个人情感的闲适诗和感伤诗开始多起来；前期那种现实感强烈的讽谕诗则比较少见了。
元和十三年（818）十二月，白居易改任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仕途有了转机。他一方面率州民西涧植柳，东坡种果，深得百姓拥戴；另一方面则继续采取明哲保身、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元和十五年，他被召还长安，拜为尚书司门员外郎。唐穆宗长庆元年（821），迁任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又转上柱国。此时，朝中朋党倾轧，国事日非。为避免卷进政治斗争的漩涡，长庆二年（822），白居易请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在杭州任上，他疏浚城中的六口井，以利饮用；修筑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顷。离任之时，他还将治水要领写成《钱塘湖石记》，刊于石上，使继任者知晓。据说，离开杭州时，他还把官俸留在州库，作为公家缓急之需。白居易为官认真，深得百姓爱戴，在任满离苏州时，郡中父老涕泣相送十里。
唐文宗大和元年（827），白居易改任秘书监（秘书省的最高长官），又回到长安。大和二年正月，授刑部侍郎（司法部门的副长官）。次年，白居易五十八岁，他深感年老体衰、宦途多险，决意彻底引退。大和三年春，他以太子宾客的身份，分司东都洛阳（今属河南），从此长别帝都长安。在洛阳，他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和“栖心释氏”的“中隐”生活，既稳保富贵，又远祸全身。这一时期，“诗豪”刘禹锡成为白居易在元稹逝世后的新诗友。二人“朝觞夕咏”，相互唱和，时称“刘白”。唐武宗会昌二年（842），白居易以刑部尚书退休。
会昌四年，白居易四处游说，筹募资金，开凿龙门八节险滩，为他人生旅途上留下灿烂的一笔：“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夜舟过此无倾覆，朝胫从今免苦辛。十里叱滩变河汉，八寒阴狱化阳春。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之一）
会昌六年（846）八月十四日，七十五岁的诗坛巨星殒落了。遵其遗嘱，家人将他葬在洛阳龙门香山寺北侧琵琶峰顶。诗人李商隐为他撰墓志。白居易去世后，从洛阳龙门过往的行人，常到他墓前洒酒祭奠，以致墓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泞。
在唐代文学史上，白居易是一位高产作家。他各体兼善，取材广泛，加之精励刻苦，文学活动持续时间长，作品数量之多，在唐代首屈一指。他在去世前一年所作《白氏集后记》中说：“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今存散文七百五十余篇，诗歌二千八百三十余首。
白居易文集中，除“檄”外，当时的诗、赋、策、论、箴、判、赞、颂、碑、铭、书、序、文、檄、表、记这十六种文学体式皆有收录。宋初所编《文苑英华》中有三十八种文体分类，竟录有白居易的二十五类作品，这是绝无仅有的。白居易在各种文体中都能大展身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作为文人官僚，有大量执笔公案文牍的机会。
在质量上，白居易也堪称大家。他不仅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很高，而且对后代文坛的影响也很大。晚唐批评家张为的《诗人主客图》称他为“广大教化主”，可谓恰如其分。这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
第一，人格范式。诗品出于人品，故“广大”首先指诗歌创作主体海纳百川、无所不容的“广大”性。白居易前期主张为人生的文学观，是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后期乐天知命，对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加以实践、发挥和改造，成为后代知识分子重要的思想财富。
第二，诗歌表现领域的开掘和扩展。正如明江进之《雪涛小书》“诗评·评唐”中所说：白居易诗“前不照古人样，后不照来者议；意到笔随，景到意随；世间一切，都着并包囊括入我诗内。诗之境界，到白公不知开扩多少。较诸秦皇、汉武，开启边境，异事同功，名曰‘广大教化主’，所自来矣”。
第三，诗歌风格平易的艺术价值和影响广远的社会价值。白诗在当时就广泛流传于宫廷和民间，还远播朝鲜、日本、越南、暹罗（泰国）。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宋代的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的启示。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诗歌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梧桐雨》、洪昇的《长生殿》，《琵琶行》演变为马致远的《青衫泪》、蒋士铨的《四弦秋》等。白诗的词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
第四，诗歌体貌与手法的多样性。关于这一点，长庆四年（842）元稹为《白氏长庆集》作序时，就曾指出：“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夫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字律诗百言而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
白居易还是唐代诗人中第一位自己编集作品的诗人。他将全部诗作分为讽谕、感伤、闲适、杂律诗四类。其中感伤和闲适两类，题材和主题多有重叠，从情感类型上看不出太大的差别，也许分类的着眼点不在题材或主题，而在于阅读对象。闲适诗是那些流播于世的场面话，而感伤诗则是写给亲友知己的私房话。对白居易而言，没有不可以入诗的题材，也没有不可以表达的内容，诗歌已经成了他日常生活的详细记录，举凡官职迁转、人事升沉、生老病死、种植营造，一切都可在诗中津津乐道。在无限多样的表达中，诗歌的表意和叙述能力，无形中得到扩张。他的诗与韩愈的古诗一道，强化了“以文为诗”的特征，对宋诗产生了很大影响。
过于频繁的写作和取材的无所限制，容易导致庸常和琐屑。但从另一方面看，白居易诗的这一特点，却在不经意中开创了中国诗歌的新局面，打破了固有的美学意识。其背后跃动着的，是奔放的求变之心。这恐怕已经不是诗歌趣味的问题，应该说是诗歌的功能发生了转移。如果说开元天宝时代的盛唐诗人的写作主要是感发情兴，那么白居易的写作主要就是着眼于生活的记录。每过若干年，他就将作品整理一番，编订成集，这成为白居易回顾和总结平生经历的契机。其内容丰富的文集，就仿佛是一部详细的回忆录，记录着他的一生。这也正是“唐人以李白为天才绝，白乐天（为）人才绝”（宋·叶廷珪《海录碎事》）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