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南别业原文
终南别业
王维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终南别业赏析
很多时候，豁达都不是一种你可以信手拈来，也可以恣意淘汰的选择。更多的时候，那是现实留给你的唯一出口。
豁达是穷途末路时对命运最后一次视死如归的反抗。
往往，行到水穷处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选择坐看云起——对这复杂的句子作一次精简来帮助理解，是“我们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选择”；再删去不必要的修饰，只留下主谓宾，是的，是“我们没有选择”。很多时候，豁达都不是一种你可以信手拈来，也可以恣意淘汰的选择。更多的时候，那是现实留给你的唯一出口。
豁达是穷途末路时对命运最后一次视死如归的反抗。
王维工诗善画，素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又笃信佛教，亦官亦隐，画画得清空，诗写得恬淡，好像是彻悟大道、逍遥自在的，但实际情况远比表面现象复杂得多。
这首《终南别业》写的是王维信佛的一面、隐逸的一面、恬淡的一面，但他的隐逸和传统佛教是大不一样的。单从诗题上看，所谓“终南别业”，是长安附近终南山的一处别墅，即辋川别墅，原本是属于宋之问的。古时候的别墅，没有联排，没有合院，都是独栋，也都坐落在远离尘嚣的地方，享受着无穷无尽的山清水秀。正如现在的香港有半山区，北京有号称“富人后花园”的西山，唐朝的终南山正是唐代长安达官显贵们的别墅专属之地。王维的官做到尚书右丞，品秩不可谓不高，享受这样一座别墅也是顺理成章的。
但王维自己并不用这个逻辑来思考问题，他说“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这是一个省略了关系副词的因果句，意思是“因为中岁颇好道，所以晚家南山陲”，卜居南山的原因不是享受，而是“好道”。这句话的措辞非常巧妙，给人的印象是：诗人因为“好道”，所以离开城市，僻居在南山脚下。这就要联系诗题才能知道：所谓僻居在南山脚下，住的既不是茅屋，也不是草堂，而是一座豪华别墅。
这和“好道”似乎很矛盾，但这个矛盾早已被人巧妙地弥合了。先要解释一下这里的“道”字，这并不是指道家或道教，而是指佛教，这是有一番历史渊源的：佛教在东汉时期初传入中土，而东汉正是一个谶纬盛行、鬼神遍地的朝代，时人是把佛教归入道术的，这个道术的意思不是道家之术，而近乎于方术，学佛叫作学道，就连《四十二章经》里佛门自己都自称“释道”。及至魏晋，人们也常把佛与道一同列为道家，以和儒家相区别。
话本小说和评书里，和尚经常自称“贫僧”，其实和尚原本是自称“贫道”的，意思是不成器的修道之人，是个自谦之词，后来发现这个称谓实在容易和道士搞混，这才改称贫僧——僧这个字本来是表示四人以上的僧侣团体，是个集合名词，用来用去也就约定俗成了。《六祖坛经》里，慧能大师在大梵寺讲堂说法，座下有“僧尼、道俗一万余人”，这个“道俗”里的“道”就是在说和尚，意思是“修道之人”，所修的道自然就是佛家之道。
修佛本来是一件很清苦的事，至少以世俗眼光来看绝不舒服。在古代印度，出家不是指进入寺院过一种新形式的社会生活，而是孤身一人抛弃一切，到森林里或者石头缝里找个地方进行苦修，所谓持戒也只是个人的事，没有外界约束，全凭个人毅力。寺院是后来才出现的，佛陀把弟子们组织成一个团体，在每年的雨季就待在一个地方不出门，称作“雨安居”，一个很美丽的名词。有了组织，就不再是单纯的修行，而渐渐变为宗教了，宗教是一定需要社团组织的，也因为社团组织的集体生活这一新形式的需要而有了一些规章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出家受戒仪式就相当于新生的入学典礼，进了寺院以后要遵守的一些戒律就相当于学校的校规，寺院里也会有专门管纪律的和尚，就相当于学校里的教务主任。
佛教是所谓“出世间法”，修的是涅槃解脱，对世间种种要有一种“舍得”的精神。这对穷人并不难，对富人可就难了——穷人如果走上修行之路，“失去的只有枷锁”，富人如王维这样的，真能舍得官位吗？如果没有了官位，还能住得起这座“终南别业”吗？
富人如果既想修佛，又想继续享受富贵生活，这在原始佛教里本来是没有办法的，但思想的发展总会与时俱进，大乘佛教的《维摩经》应运而生，妥善地解决掉了这个难题。所以王维对《维摩经》的亲近再容易理解不过，王维字摩诘，就是取自《维摩经》。
《维摩经》的主角叫作维摩诘，这个名字也许对很多人来说比较陌生，但他的卧室却是人人都知道的。维摩诘有一间神奇的卧室，虽然只有一丈见方，却无论多少人都坐得下——“一丈见方”就是“方丈”，后来禅宗寺院里住持的卧室就从《维摩经》取意，叫作方丈，再后来大家又用方丈一词来称呼住持（也就是住在方丈里的人）。
维摩诘是佛陀时代的一位印度大款，而且结交权贵，手眼通天，经常流连在娱乐场所，吃香的喝辣的，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这么一个人，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反派，至少也要像贾宝玉一样风流顿散，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然后遁入空门，觉今是而昨非，成为佛门故事里的一个改造样本。
但是，事情不是这样的。据说他老人家也是一尊佛，化身在繁华世界里普度众生，非正式地给佛陀打个帮手。所以他精通佛法，能言善辩，行事往往出人意料。有一次大家去佛陀那里听讲座，维摩诘请了病假，问他生了什么病吧，他却说：“因为众生都病了，所以我也病了。”大家听着不对头，觉得这家伙是不是装疯卖傻泡病号呀？佛陀心地好，派了文殊菩萨到维摩诘那里探望病情，维摩诘心里偷笑：“等的就是这个！”
文殊菩萨这一来，就进了那间神奇的卧室，维摩诘便借机引着话头谈论佛法，把一些流行的修行方式好好批评了一顿，文殊菩萨越听越惊，越觉得这维摩诘好生厉害。
维摩诘都批评了些什么呢？大略而言，一是批评“修行必须出家”的观念。古代印度的修行者是很流行出家的，无论是婆罗门还是各个沙门派别都讲究出家修行，这也很有道理，试想你正在修行佛法，成就斐然，已经看破红尘，正到涅槃的至高境界了，突然老婆哭着来找你，说因为家里穷，交不起住院押金，儿子被医院给扔到大街上了。你会怎么做呢？就算是佛陀，他老人家会怎么做呢？
祸不单行，邻居又气喘吁吁地来找你，说这些天国王正在召集群臣开大会，需要净化城市秩序，所以你儿子刚刚被医院扔到大街上，就被警察拽上了车，听说是要遣送回乡。你心知肚明，以乡下赤脚医生的医疗水平，儿子回去了必然是死路一条。你会怎么做呢？就算是佛陀，他老人家又会怎么做呢？
所以世俗生活很容易成为修行的阻碍，所以不结婚，不生子，没有财产，没有住处，如果什么都没有了，你还会失去什么呢？你还会“担心”失去什么呢？摆脱了一切的世俗牵挂，一个人才更容易潜心修行。
有人一定会问：“出家了难道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寺院生活一样是很社会化的呀？”是的，在很多时代里寺院都拥有大量的产业，甚至有许多至少在名义上属于寺院公共财产的东西也已经变成了僧侣们的私有财产，一些有权有势的僧侣甚至连奴婢都有，南山律宗的祖师爷道宣和尚专门规定过富有僧侣之私有财产的继承法则（在王维眼见耳闻的时代里，这已是佛教的常态）。那么，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这算出家吗？或者这样来问：这样的出家还有多少出家的意义呢？
无论以早期的个体修行的形式看，还是以后来的寺院生活看，维摩诘先生都算不上一个修行者。可他却告诉我们说：出家不出家不是看那些外在形式，而是看你的心。虽有万贯家财却无贪念，虽有妻妾成群却无淫欲，这才是真正的菩萨行，真正的成佛之道。
《维摩经》这里反映了印度佛教中大乘与小乘的一个区别：小乘佛教是强烈主张出家修行的，而大乘佛教则反其道而行，尤其在大乘初期，信徒们主要都是在家的居士。所以大乘信徒可以用钱财布施，而标准的小乘信徒却是一分钱也没有的。
大家可以想见《维摩经》的流行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些有家有业的人既想加入修行者的行列却抛不下亲人和家产，这下可看到一个光辉的榜样了，原来坐拥金山银海、整天醇酒美人的大款也能成佛呀！大家要是多读些佛经大概就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佛教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只要你从一部经书里找出一条理论，别人就能从另一部经书里找出相反的理论。如果你们去找一位高僧来作仲裁，这位高僧很可能会说你们俩全是错的，然后给出他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答案。如果你们三个都是各持己见、信仰坚定的高僧，那么这种争执就很可能引发一场教派分裂——事实上许多教派分裂就是这样形成的。一说佛陀死后的第一次教团大分裂的契机就是大家就“僧侣在化缘过程中讨钱算不算犯戒”这个问题争论不清，从此佛教就有了上座部和大众部之分。所以对信徒来讲，最好一辈子只读一部经（许多前辈高僧也正是这么建议的），或者只读一部经里边的一部分（因为一部经里边也会有自相矛盾的说法，古代印度的佛教大众部就曾经重视论而不重视经和律，原因正在于此）。我们经常看到有些念过几天佛的人在看见别人念佛的时候开口就说人家不对，主要缘由就在这里。况且，学问上的分歧大家还会平等商榷，信仰上的分歧是很容易固执己见的。越是信仰深、修为浅、眼界窄，就越是如此。但眼界宽了也是麻烦，一部经可以受益终生，多读几部就会烦恼无穷，这就必须用信念来弥合教义了。
话说回来，《维摩经》在它所处的时代里给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见解：出家能成佛，居家也能成佛，涅槃境界就在世俗生活当中，哪怕你是一个正在金山银海、醇酒美人当中打滚的大款，只要你是依据直心行事，那这就是在家修行的佛道，就是在净土世界里的生活。
王维的净土世界至少比普通百姓的“高级”很多，它所坐落的辋川是唐代长安极著名的风景区。日本圣福寺收藏有唐代的《辋川图》，从图上看，在王维的时代里，辋川秀美的山川里有着相当规模的建筑群，是极奢华的富人别墅区。不仅如此，辋川还有着便利的交通环境，距离长安不过四十公里，今天上朝办理公务，明天回来寄情山水，切换起来一点儿都不费力，名利与修道竟是这般水乳交融。
另一方面，当时的别墅和现代别墅有一点儿很不同的地方，不仅仅是山清水秀中的一所豪宅，而是依庄园而建立的，带有相当的生产性质。我们看王维《辋川集》里的一首《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这也是王维的一首名作，从中我们哪里读得出来这个饱含禅意的辛夷坞其实是庄园里一个出产经济作物，能给王维带来收入的地方。另一首同样著名的《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这样一个诗情画意的地方其实是一个麋鹿养殖所，是一个为这位似乎毫无人间烟火气的诗人赚取实实在在的利润的地方，这样的别墅是从汉魏时代的庄园经济演变而来的，不能以今天的眼光视之。
如此，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羡煞人的生活，但诗人自己也许不这么想。我们看看王维的身世，一方面和王勃相似，是少年得志的才子典范，二十一岁就考中了进士。而另一方面，仕途与家庭生活却充满波折坎坷：王维幼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孤身一人，没有子嗣，这显然要承受着那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社会的莫大压力；进士及第之后，没多久就受到政治斗争的牵累，遭到贬谪，后来又随着张九龄的浮沉而浮沉，到“安史之乱”的时候，又折节接受了伪官，落下了政治上的一大污点。要从这些坎坷中走出来，需要诗，需要画，需要隐逸，需要参禅拜佛。用一个时髦的词来说，王维和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一样，需要在饱含挫折的现实世界之外寻找一个精神家园——这样的精神家园，就像一个家庭失和的男人在青楼里找到的慰藉，只是失意时候的避风港而已，一旦情况好转就随时可以抛弃。
这实在是信仰世界里的常态，李敖曾经称之为“金庸式伪善”：“金庸到台湾来，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谈八小时。金庸的风度极好，他对我的话，不以为忤。他很谦虚地解释他的观点。他特别提到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他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我说，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报恩经》《佛说未曾有因缘经》《宝积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所说的有点儿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经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我的话，有点儿窘，他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可叫作‘金庸式伪善’。”
李敖在这里引经据典，狠狠炫耀了一番佛学功底，却偏偏漏掉了最该引述的《维摩经》，金庸竟然也没有想到用《维摩经》为自己辩解，如果换作王维，恐怕讨论不会就这样结束。况且，宗教信仰从来就不是依照教义的字面在世间流行的，哈耶克虽然不是宗教领域的专家，却在这个问题上给出过一个非常精辟的见解：“在过去两千年的宗教创始人中，有许多是反对财产和家庭的。但是，只有那些赞成财产和家庭的宗教延续了下来。”
凡是存活下来的理想主义，或多或少地都向现实主义作了妥协。我们可以责怪谁呢，社会就是这样延续下来的。只是，当我们陶醉于“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样充满哲理的佳句的时候，最好还要记得：它的创作者正享受着高官显爵的待遇，悠游在风景如画的豪华别墅区里，用璧玉的笔在金箔的纸上，写出了这份无牵无挂、无拘无束的散淡。
“安史之乱”之后，因为接受过叛军伪职而处境险恶的王维真的“舍得”了一次——他施庄为寺，曾经留住多少诗人唱和的辋川别墅从此荒凉冷落了下来。乾元元年（758年）的春天，时任蓝田尉的诗人钱起和同僚们再游辋川，途经王维旧居，想到从前的种种欢乐交谊，写下了一首《中书王舍人辋川旧居》：
几年家绝壑，满径种芳兰。带石买松贵，通溪涨水宽。
诵经连谷响，吹律减云寒。谁谓桃源里，天书问考槃。
一从解蕙带，三入偶蝉冠。今夕复何夕，归休寻旧欢。
片云隔苍翠，春雨半林湍。藤长穿松盖，花繁压药栏。
景深青眼下，兴绝彩毫端。笑向同来客，登龙此地难。
钱起诗中的别墅主人分明是一位高洁而出尘的隐士，而事实上，王维从来没有真正脱离过官场，毕竟权力才是一切欢乐的源泉，就连隐居的乐趣也少不得官场实力的保障。
就在钱起刚刚离开的这年秋天，杜甫也从华州来辋川拜会王维，同样扑了个空，便去东山拜会王维的表弟崔兴宗，留下了一首《崔氏东山草堂》：
爱汝玉山草堂静，高秋爽气相鲜新。
有时自发钟磬响，落日更见渔樵人。
盘剥白鸦谷口栗，饭煮青泥坊底芹。
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
崔兴宗的东山草堂一样地幽静温馨，一样地充满着隐逸的气氛，仿佛真是一片渔樵耕读的天地，转而忆起王维的辋川别墅，只剩下“柴门空闭锁松筠”，任主人在四十公里外的长安城的波诡云谲里小心地祈祷着命运的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