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五题原文
金陵五题
刘禹锡
石头城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台城
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
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生公讲堂
生公说法鬼神听，身后空堂夜不扃。
高坐寂寥尘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
江令宅
南朝词臣北朝客，归来唯见秦淮碧。
池台竹树三亩馀，至今人道江家宅。
金陵五题赏析
诗人是另一种独裁者，他无须颁布法令或建立军队，然而全世界都会沦为诗歌的道具，供其予取予求，由他安排角色和剧本。他可以指派时间成为无情的掘墓人，山河扮演麻木不仁的围观者，也可命令潮水感觉寂寞，沙砾开口唱歌。无垠宇宙在诗人面前等待着，不言不语，而诗人终日思索的，是在其中挑选怎样的演员，展开怎样的情节，才能成功演出自己内心那部荡气回肠、永垂不朽的好戏。
沦为诗歌的道具，是可喜的沉沦方式。
刘禹锡的《金陵五题》是唐代咏史诗的一座高峰。一组五首诗，分写金陵的五处场景，分则独立成章，合则浑然一体，尤其是以绝句的形式咏怀古迹，因为篇幅太小，所以着眼点和着力点一定要非常巧妙才行。
中国人以历史入诗歌，是以感怀、议论为主，和西方长篇叙事史诗的传统刚好相反，大约是因为叙事的工作都被放在了史书上，于是术业有专攻，强大的写史传统与诗歌各走一途。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西方诗歌（即便是抒情诗）从《伊利亚特》与《奥德赛》渊源而来，动辄长篇大论，没有什么凝练的意识，中国的诗歌却相对短小得多。
咏史诗，最恰当的篇幅也许要属七律，八句五十六字，起承转合四联，至少有两组严格的对仗，这样的篇幅与章法，既记得了事，同时也抒得出情，发得出议论，而且形式上的庄严感正好适合历史的厚重。而七绝却只有四句二十八字，轻轻巧巧，抒情时如蜻蜓点水，议论时须一招制敌，要想用七绝的形式写出厚重的笔墨来，确实不是一件容易事。
但刘禹锡做到了，还做得很成功，他这一组《金陵五题》成为后来很多诗人效法的对象，所以我们读唐人的咏史短篇，不得不知晓刘禹锡这一开创之功。
金陵号称六朝金粉之地，数百年间朝代轮番更迭，这在唐人眼里正是相当切近的历史之镜。
《金陵五题》以《石头城》开篇，“石头城”是吴主孙权取的名字，当时在这里大兴土木，修建城池与宫殿，便有了钟山龙蟠、石城虎踞之称，又有长江天险为倚仗，形势之盛一时无二。但是，吴国转眼即亡，随即便是两晋南北朝的乱世，宋、齐、梁、陈接踵兴废，石头城豪华竞逐，而到唐初废弃，二百年来已经沦落为一座空城，只有山势依然龙蟠，只有潮水依旧拍打着城郭，只有月亮仍是旧时的月亮，种种自然界的永恒越发衬托出人世间的短促。
诗歌语言有一个套路：要表现人世的繁华如转毂，每每会用自然界永恒的风月作对照，典型的句式比如王勃《滕王阁诗》的结尾“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人世间无论什么丰功伟业，无论什么生离死别，在大自然的时间尺度下永远只是短暂到一瞬，永恒的是什么呢？“唯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这样的修辞，在刘禹锡这时候用起来，还是精妙的，只是后来越用越多，越用越俗罢了。但多与俗也说明了一件事：这样的感触是人类共通的，能够流传久远的诗歌永远是表达了某种普世的、永恒的情感。
何况，刘禹锡在《石头城》里并没有把这样一种修辞表达得那么局促，也就是说，并没有生硬地把人世之变迁与自然之永恒对立起来，而是在字面上达到了“客观”的程度，看上去完全是对那一刻眼中所见的石头城而作的一幅风景速写，没有对照，没有议论，但即便这样，我们自然而然地读出了对照，读出了议论，这便是传统艺术评论所谓“不着一字而尽得风流”的高妙境界。
第二首《乌衣巷》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首诗在结构上和《石头城》如出一辙，只是最后两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带上了较为强烈的主观视角，把对照的感觉在形式上很明显地表达了出来。所以，即便这两句可以孤立出来被传唱为千古名句，而在诗艺的角度上，却比《石头城》要逊色一筹。大众的审美眼光和诗人或艺术家的眼光存在区别，这里就是一个表现。
第三首《台城》也是以最后两句最为知名：“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后庭花”是指陈后主创作的《玉树后庭花》，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靡靡之音，所以也发展成了一切靡靡之音的总称。陈后主之所以亡国，原因有很多，自然不会那么单纯，但作为诗人，不可能，也不应该像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那样摆事实讲道理，深入分析陈国亡国的各种可能性因素，而只能抓住最核心的一点，甚至只是最耸人听闻的一点，以达到艺术作品所要求的效果。
刘禹锡抓的这核心一点就是奢靡，《玉树后庭花》便是这所有奢靡的代表，是通过这一首靡靡之音而举一知百的。“万户千门成野草”是不是真的“只缘一曲后庭花”，这对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是重要的，是必须严加辨别的，但对于诗人，这一点并不重要。也就是说，这个结论是否成立，对这首诗的艺术成就并不存在太大的关系。这也正是我们阅读诗歌的时候值得留心的一个问题：诗歌一定要当作诗歌来读，所谓以诗证史，那是另外的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最好不要混淆。
《生公讲堂》和《江令宅》一刺南朝佞佛之事，一刺易代之际政治人物的善变嘴脸，但艺术成就都较前三首逊色。咏史诗尤其容易表明诗人的政治态度，况且刘禹锡虽然以诗知名，但更是一位政治人物。写诗所需要的豪气与搞政治所需要的沉稳冷静正是两种不易兼得的品质，在刘禹锡的身上，诗人的豪气一面更多一些，所以素有“诗豪”之称，而正是这种诗人的豪气一再败坏着他自己的政治前程。先是随着王叔文改革的失败，刘禹锡被远远地贬了出去，许久之后才好容易被诏回京。这一回来，作了一首《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以前的诗歌选本常常会说这首诗表现的是作者大无畏的精神气概，但在当时的权贵们读来，很自然会感觉到刘禹锡这个当年的政治失势者如今摆出了一副“我刁德一又回来了”的嘴脸，语带讥忿。要知道，当时的宪宗皇帝是通过逼宫的手段才登基的，后来还害死了自己的父亲，而满朝多少权贵也都是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规则下排挤了刘禹锡等旧人之后才升上来的。结果犯了众怒的刘禹锡没能在京城久留，“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又被贬去了极偏远的地方。挚友柳宗元以诗送行，句中有“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深沉痛切，可算作千载之后龚自珍那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先声了。
足足十四年的磨难之后，刘禹锡再返京师，这回不但没有接受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地又写了一首游玄都观的诗，题为《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这两首都是唐代政治史上的名诗，尤其以“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最见豪气，也最惹人生气，完全是一派不服气的挑衅态度，何况诗人在题下又作了一番说明，说：“始谪十年，还辇下，道士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而来，无复一存，唯兔葵燕麦动摇春风耳。”这样的情境，和咏史的《金陵五题》竟是如此的相似。刘郎的一去一来，对个人来说，几乎全部的政治生命就这样匆匆度过了，而桃花菜花、兔葵燕麦，又有多少的改变呢？只是，诗人的对手究竟是谁？是桃花菜花、兔葵燕麦，还是所谓的“种桃道士”呢？
刘禹锡初题玄都观之前，在长安重逢故友，还写过一首《阙下口号呈柳仪曹》：
彩仗神旗猎晓风，鸡人一唱鼓蓬蓬。
铜壶漏水何时歇，如此相催即老翁。
诗中感叹自己已经是个“即老翁”了，以衰朽之身听着无尽的“铜壶漏水”，满腔的理想抱负仅仅才露出了一点儿萌芽。政敌的打压总是可以挺过去、熬过来的，但铜壶漏水的刻刻相催却让再强有力的人也无法与之抗争。终于扼杀掉理想的究竟是谁呢？是那些虎视眈眈的政敌，还是岁月催人老的自然力量？将来有后人咏史，读到自己这浮浮沉沉的一生，会不会也生出“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那样的感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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