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望原文
野望
王绩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野望赏析
诗与帝国对峙。帝国拥有法律、军队与财富，诗除却光荣与梦想，一无所有。不过，时间早已将胜负揭晓，帝国灰飞烟灭，而诗歌占领的版图至今仍在持续扩张。
大唐帝国在现实的此岸，而王绩和诗，在理想的彼岸。
俄裔美籍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有两样东西令世人铭记，一个罪名和一句话：罪名是1964年苏联法庭赐予的——社会寄生虫，为此他服刑十八个月；话就六个字，他说，诗与帝国对峙。帝国拥有法律、军队与财富，诗除却光荣与梦想，一无所有。不过，时间早已将胜负揭晓，帝国灰飞烟灭，而诗歌占领的版图至今仍在持续扩张。
大唐帝国在现实的此岸，而王绩和诗，在理想的彼岸。
我们现在单独来看这首《野望》，感受和唐朝人肯定不会一样。这一首看上去偏于平淡的五言律诗，诞生于隋唐之际，那是近体诗刚刚萌芽的时候，非常讲求形式美的律体诗在当时还是一种很新鲜、很前卫的东西。
工整的音律，严格的章法，精美的对仗，这是初唐的人们本来不曾熟悉的形式，甚至到了王绩之后，“初唐四杰”都没有在这个领域里达到王绩的水平，直到沈佺期、宋之问的出现，才算把五言律诗的形式成熟起来。我们能够欣赏到唐代那么多优秀的五律作品，饮水思源，王绩肯定是一个值得感谢的人。他这首《野望》就是最早的唐代律诗，尽管在那时还没有“律诗”这个名词。
另一方面，在王绩之前，如果我们把南朝宋、齐、梁、陈直到隋朝的诗歌一路读将下来，在华贵浓郁的气氛里突然遇到王绩，感觉会像一个久居城市的人来到了乡下，心境一下子就会清新起来。清代学者翁方纲用过一个比喻：如鸾凤群飞，忽逢野鹿，正是不可多得也。
王绩是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在隋、唐两代都做过官，也都辞过官，读过很多圣贤书，但生活得更像一名隐士。王绩字无功，这个词出自《庄子·逍遥游》：“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无功”是庄子对“神人”的描述。所谓“无功”，用束景南的话说，“主要反映了庄子‘无为’的政治观。”王绩正是这样自我标榜的，他自己给自己写墓志铭，说“有道于己，无功于时”，追求一种合乎大道的个人生活，不去想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建功立业。
但这也不能完全说是王绩的旷达，在那个时代里，就算有建功立业之心，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王绩一生最佩服的是他的三哥，那是中国思想史上极著名的一个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文中子王通，隋末大儒，甚至有“小孔子”之誉。儒家人物，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王通也想兼济天下，但天下不给他这个机会，只好退而求其次，像孔子一样搞起了讲学事业。
哥哥的这番遭遇全被王绩看在眼里，更何况自己也做过官，也知道这条路并不好走。更重要的是，王家人做隐士是有些物质基础的。我们一般讲起儒家，总是强调那些原则性的东西，诸如舍生取义、威武不屈等，殊不知儒家还很讲灵活性。很骨鲠的孟子就教育过弟子们：读书求学自然是为了行道，不是为了混官做，混饭吃，所以当世道不好的时候，应该洁身自好，别往官场里混。但是，如果家里穷到揭不开锅了，总不能让父母跟着你一起饿肚子吧，这个时候也不妨去混混饭吃，混混官做。
王绩确实混过官，在小县丞的任上，只喝酒，不办事。我们把他放到文化史的背景下来看，会觉得他很超脱、很可爱，但真要生活在王大人的治下，恐怕就是另一回事了。
但王绩也没有混的必要，所以也就不混了。王家有房有地，使奴唤婢，虽然不是富甲一方，靠吃祖产也足够生活了。隋朝权臣杨素后来邀请过正在龙门讲学的王通，王通很谦虚地拒绝道：“我家里总算有几间破房子可以遮风挡雨，有几亩薄田可以填饱肚子，在这里读书论道也足以自得其乐，不出山也能过得挺好。”当然，穷隐士也是有的。在王绩所交往的朋友当中，有一位对他影响很大的仲长子光，王绩还为他立过传，说他一直靠打工生活，既没房子，也没有老婆孩子，后来总算给自己弄了个住处，以卖药为生，过着自食其力的日子。
作为一名穷隐士，仲长子光也写过一些东西，但远不如王家兄弟多。我们抛开才情、学养和人生观的问题，至少王家兄弟有着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以至仲长子光只是作为一位曾经对王绩发生过重要影响的人而被我们简略地谈到。
王绩这首《野望》就是很有隐逸之美的。开篇“东皋薄暮望”，点明诗人正在薄暮时分站在东皋之上向下眺望，后边自然要写到自己看到的景象。“东皋”就是东边的高地，王绩的家乡真有这么一处高地，王绩也因此而自号东皋子，这就和苏东坡的“东坡”一样。
我们看中国古典诗歌，一个很显著的语言特色就是简略。东皋、薄暮、望，省略了常规语法所不能省略的很多内容：主语首先就被省略掉了（是谁在东皋的薄暮下眺望呢），介词也被省略了，被省略的内容一定要读者自行填补之后，才能构成一个有意义的、通畅的句子。而这个填补的过程，一是使读者也加入到了作者的行列；二是有时候一句诗会存在不止一种的填补方式，这种歧义空间的存在就会丰富诗歌的审美趣味。
比如一句很简单的“帘卷西风”，显然通顺的语言应该说成“西风卷帘”。诗人之所以反过来说，至少有两种原因：一是在最古的汉语里，动词经常是受授不分的，从这个传统而来，“帘卷西风”自然可以被理解为帘子被西风卷起；二是拟人的修辞，诗人用这种不规范的语言给了帘子以生命力，让这个画面更有动态感。无论我们怎么想，“西风卷帘”的基本意思是不变的，但在细微之处却出现了一些歧义，我们又无法明指这些歧义孰是孰非，只是越沉吟、越体会，就越觉得有韵味、有余味。
这就是中文的特色，一些英语诗人也很想写出这种风格来，但受限于语言，就是学不来。最著名的例子就是E. Pound的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black bough.
全诗只有两句，尽管已经写到如此简略了，尽管一心想模仿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手法，但定冠词the不能少，不定冠词a不能少，介词on、in、of都不能少，这就是一种语言的天性。英文比中文更精确，所以我们现代人写论文的时候虽然用中文来写，但难免就会用到英文的语法；中文比英文更模糊，所以更适合写诗。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东西方在思维方式上的这种差别，就是不清楚这到底是语言结构影响了思维方式，还是思维方式影响了语言结构。
王绩在薄暮的东皋眺望远方，按照诗人的传统，一登高就要咏怀，王绩咏的是“徙倚欲何依”。从字面上看，诗人登高眺望，看看这里，看看那里，始终也找不到一个可以依靠的地方。就算可以把世界全部摆在我的眼前，但哪里才是我的归宿呢？这是一种彷徨无依的感觉。
有人把王绩比作陶渊明，其实这两人绝不一样。陶渊明的风格是“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先是有了“心远”，所以就算住在闹市，也一样远离尘嚣；而王绩感叹着“徙倚欲何依”，到底对现实还有一个“欲”字，实在无可依托之下才不得不做了隐士，而做了隐士之后又总是心有不甘，所以登东皋而远眺在王绩而言只有一种寓意：还是想在外面的世界里给自己寻找一条出路的。
颔联“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承接上文的“徙倚欲何依”，从字面上看，这两句是在解释“徙倚欲何依”的理由：视野所及之处莫不是一片萧瑟的秋光，莫不是一片深沉的暮色，都不是自己愿意踏入的地方。一个“皆”字，一个“唯”字，淡淡地把诗人心底的苦闷写出来了。
落晖之下，只见“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从颔联的景写到颈联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有着一番哪怕很小的作为（要么驱犊，要么带禽），也有各自的归宿，而相形之下的诗人自己呢，做了什么，去了哪里，归向何方？再看看这芸芸众生，可有理解自己的吗？可有同道之人吗？看来看去，一个都没有，看来要想寻找知音，只有到古人那里找了，这便是尾联的“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采薇”是指殷周易代之际的两位隐士：伯夷和叔齐，两人耻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上。据《史记·伯夷列传》记载，这两人在饿死之前还作过一首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大意是说：上山采野菜，山居吃薇草。以暴易暴可不好。古代盛世没有了，我们在乱世没地方跑。倒霉啊倒霉，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伯夷和叔齐都是有原则、有理想的人，但当原则和理想遭遇“乱世”的时候，处理起来就比较麻烦。这是历代知识分子常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也恰恰就是王绩此刻遇到的问题。尾联的“长歌怀采薇”正是对首联的“徙倚欲何依”做出的解答：在这样的世道里，我何必要去考虑自己的现实出路呢，像伯夷、叔齐那样坚守原则而隐居不就可以了吗？
有人根据尾联推断，王绩很有一些遗民思想，既然在隋朝做过官，等到隋唐易代之后就像伯夷、叔齐耻食周粟一样耻食唐粟了。但王绩的身世否定了这个推断，他在入唐之后还是做过官的。也许对王绩来说，出世或者入世，并不是效忠某一个王朝的问题——如果“道”可行，那么隋朝也好，唐朝也罢，尽可以去施展一番拳脚；如果“道”不可行，无论是谁家的天下，在自己看来永远都是“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的萧条样子，永远都会让自己生出“徙倚欲何依”的无所适从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