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三百首第283首杜牧的《赤壁》，收录于清人孙洙(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第十卷七言绝句。诗人由一片折戟兴起史论，自出机杼，为史实翻案，将赤壁之战的成功全部归结于“东风”的客观因素，周瑜的成功乃是一时侥幸。诗人借嘲讽周瑜，以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懑与牢骚。评断未必完全正确，但读来饶有趣味。
赤壁作品原文
赤壁
杜牧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赤壁译文注释
译文一
沉埋在沙中的断戟还未销蚀，捡起来磨洗认出它来自前朝。
倘使当年东风不给周郎方便，铜雀台中早已锁着大乔小乔。
译文二
这折断的铁戟啊，沉埋在泥沙之中，还没有彻底朽坏，我把它拿起来，磨清洗净，认出是前朝旧物。倘若那东风不给周瑜行方便的话，恐怕二乔都要被闭锁在春意浓浓的铜雀台中了吧。
注释
赤壁：地名，汉末孙权、刘备联军曾在此处大破曹操军。关于赤壁的具体位置，历来众说纷纭，较为可信的有《元和郡县图志》所称：“赤壁山在蒲圻县西一百二十里，北临大江，其北岸即乌林，即周瑜用黄盖策，焚曹公舟船败走处。”此外还有《水经注》所载：“赤壁山在百人山南，应在嘉鱼县东北，与江夏接界处，上去乌林二百里。”此诗所指赤壁，则是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西北的赤鼻矶，因山岩色赤，有如火烧，故亦名“赤壁”。
将：拿起。
周郎：指孙吴大将周瑜，字公瑾，《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载：“瑜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为周郎。”
铜雀：即铜雀台，旧址在河北临漳县境内，曹操曾在此处掘地得一铜雀，以为吉兆，遂于建安十五年（210年）建铜雀台。
二乔：应为二桥，指桥氏姐妹。《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载：“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孙）策自纳大桥，（周）瑜纳小桥。”
赤壁作品鉴赏
赏析一
后人点评：
清人沈德潜：牧之绝句，远韵远神。然如《赤壁》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近轻薄少年语，而诗家盛称之，何也？（《唐诗别裁集》卷二十）
诗人杜牧任黄州刺史期间，曾游览赤壁（即今湖北省武昌县西南赤矶山）这个著名的古战场，有感于三国时代的英雄成败，抚今追昔，怀古咏叹，便作本诗。诗以地名为题，实则是怀古咏史之作。诗人借观看赤壁遗物断戟追想当年周瑜的成功是由于巧遇东风出于侥幸，不然连二乔都将为曹操所有。这样去看周瑜，是诗人自命不凡的表现，即认为周瑜也不足为范，自己也一样深知兵法，腹藏韬略，只是空有抱负难以施展。本诗构思精巧，含蓄地抒写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愤激和苦闷。
诗的前两句借一件古物来表达诗人对前朝旧事——赤壁之战的感慨。这件古物是一支折断的铁戟，被埋没在水底泥沙中六百多年，一直没有被腐蚀掉，终于被人发现。经过后人考证，确定了它是赤壁之战的遗物。这件不太起眼的破损兵器使诗人心中不禁涌出了一种“怀古之幽情”，他联想到了汉末那个天下大乱的时代，想起了那次决定了三国鼎立之势的重大战役，以及那一战中起了决定作用的人物。
三四句是议论。在赤壁之战中，东吴主将周瑜凭借火攻，以少胜多，大胜曹军八十万。而火攻能够发挥作用，恰恰是因为战争的关键时刻刮起了强劲的东风。所以诗人评论这场大战的成败缘由，就从获胜者周瑜以及他赖以取胜的东风着笔了。又因为取胜的原因最终要归于东风，所以诗人将东风置于更重要的位子上。不过，诗人并没有正面描述东风为周瑜取胜发挥了多大作用，而是从反面论述：要是东风没有给周瑜行方便，那么赤壁之战就是另外一个结局，历史走向就会发生改变。接下来，诗人假设了曹军取胜，刘备、孙权联军失败的后果。他没有从政治、军事方面来铺陈直叙，而只是假设了两个闻名于时的美女——孙策的妻子大乔和周瑜的妻子小乔的命运。诗人认为，曹操真成了胜利者，一定会将大乔和小乔掳走，关在铜雀台（位于今河北临漳县境内，古称邺，曹操曾在此修铜雀、金虎、冰井三台），供自己享乐。诗人通过“铜雀春深锁二乔”这一形象生动的诗句，以小见大，体现了他在艺术处理上的独特之处。
赏析二
这是一篇咏史之作，也是唐诗中脍炙人口的名篇。诗人通过观看古战场的遗物对历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战发表看法，感叹周瑜的成功出于侥幸。认为周瑜如果没有巧遇东风，则将失败，连二乔都将为曹操所有。这样的评价，是一种自命不凡的感情，是借咏史来抒发自己深知兵法，腹藏韬略，但空有抱负难以施展的牢骚。但此诗之脍炙人口并不在于他对历史事件评价是否正确，主要还在于对国家兴亡的感慨。
这首七绝是诗人经过赤壁（即今湖北省武昌县西南赤矶山）古战场时，有感于三国英雄成败而写下的，是一首怀古之作。
“折戟沉沙铁未销”，诗人开篇用古物引起对三国人物和事迹的慨叹。从赤壁大战中留下来一支折断了的铁戟，沉没在水底沙层中，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还没有被岁月销蚀掉。如今被我发现，经过自己一番磨洗，鉴定是赤壁之战中的遗物。这件小小的器物，使诗人想到了汉末那个动荡的年代，想到了赤壁之战，想到参加这次战役的关键人物。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在赤壁之战中，周瑜主要靠火攻战胜了兵力远胜于自己的敌人，而他能用火攻，是因为在决战的那个时间，正好刮起了强劲的东风，所以战争胜利的关键是东风，诗人便把东风写在最前面，突出了东风在这次战役中的重要地位。但是诗人没有从正面描写东风是怎样帮助周郎得胜的，而反面着笔：设想如果东风不给周郎以方便，那么，胜利的就不是周郎了，而历史也会因此发生改变了。诗人假想如果曹军胜利后的局面。但诗人又没有从正面写起，而只写“二乔”这两位东吴美女将要遭受的命运。大乔是孙策妻子，小乔是周瑜妻子，那么两人被抢入魏，深锁铜雀台，就意味着吴国灭亡了。诗人构思巧妙，用形象思维，反映事件，意在画中，使人不言自明，非常独到。而周瑜在赤壁之战中的胜利，完全归功于偶然的东风，也失于片面，诗人偏偏这样写，其中恐怕也含有“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慨叹吧。
赏析三
此诗怀古，所咏的是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基本统一北方，于是亲率大军南征荆州刘表、扬州孙权。刘表才殁，其子刘琮举州归降，客将刘备率残兵与孙吴联合，孙权派周瑜引三万军拒曹，在赤壁以寡击众，大破曹军。诗作于唐武宗会昌中（841年～845年）杜牧任黄州刺史时，黄州也有赤壁，本非周瑜破曹处，但杜牧误以为即此地，故有感而发。
诗的前半段，据说从水中得到一柄古戟的残枝，就此引出诗人喟叹。诗歌议论都在后半段，说倘若东风不肯给周瑜行方便的话，赤壁之战的结局或许又会不同。以当时的军事态势来看，曹操所部北军不惯水战，又因水土不服而多生疾疫，新降荆州水军则疑虑重重，这场仗本来就很难打赢。但小大之势太过明显，倘若周瑜不能及时抓住战机，等曹操经过一冬的训练、休整，来春再发动猛攻的话，孙吴势力是很难与其抗衡的。所以说，周瑜破曹，有其必然性，但赤壁一战便扭转态势，也存在着偶然性。
当时周瑜军在长江南岸，曹军在长江北岸，隔江对峙，周瑜利用曹操不熟悉江南气候特征的弱点，用黄盖之计，于冬季突刮东南风时，火攻曹军战船，这才赢得了胜利。倘若当时并没有东南风，则火攻自然不成，曹操安居北岸，在休整完成前坚持不与周瑜交锋，则最终胜负正未可知也。这就是杜牧“东风不与周郎便”一句的根由所在。
倘若此战孙吴战败，自然孙权、周瑜都会沦为曹操的俘虏，那么作为孙策（孙权亡兄）妾的大桥和作为周瑜妾的小桥，自然也难免会被贪爱女色的曹操揽入己怀。赤壁之战两年后，曹操在大本营邺城建铜雀台，多储文学之士和婢妾，这就是杜牧言及铜雀台的缘由。“春深锁”这三字，乃是向来闺怨诗、宫怨诗中常出的意象，杜牧将之借鉴过来，用以咏史，却也能出常人所难以料想的独特意境。宋朝人因此而评杜牧此诗“轻佻”，不言国祚，不言士人，不言百姓，而独以女子遭遇来论势力成败，却不知这正是诗家由小而及大，言轻而意深的境界所在，杜牧是在写诗，自然需要浪漫情怀，而不需要冷冰冰的史论、政论。
杜牧此诗，慨叹古事，为言周瑜赤壁得胜本是侥幸，是贪天之功，那么从来咏史是为讽事，怀古是为喻今，杜牧讽事、喻今之意究竟为何呢？或谓是怀才不遇之叹，则杜牧再自矜其能，却又如何与名将周瑜相比？况又为何要与以武夫面目存留史籍的周瑜相比呢？显然是说不通的。私以为，杜牧作此诗，正是相应当时藩镇割据、朝廷诏令不行地方的政治状况——孙吴在扬州本是割据，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代表中央，以中央而伐地方，若非东风作梗，岂有失败之理？可惜啊，历史上的周瑜侥幸成功，现实中虽无周瑜，朝廷却也没有曹操一般能战之将，可以平定割据的藩镇了。
曹操的形象在隋唐以后逐渐丑化，而作为他敌手的周瑜，形象则极为高大，杜牧不歌颂周瑜，反而加以讽刺，无疑是有独特的政治讽喻隐含其中的。有趣的是，杜牧此诗亦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民间遂有曹操南征孙权，专为迎取二桥之说，直到元末明初成书的《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亦以此谣言来激怒周瑜，甚至篡改曹操之子曹植所写的《铜雀台赋》，将“连二桥于东西兮，若长空之虾蝾”改成了“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由此可见，杜牧此诗结句深为识者所喜，影响甚深，虽是凭空妄想，又哪有轻佻可言？
赤壁作者简介
杜牧（803—853）
字号：字牧之，号樊川居士。
籍贯：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
作品风格：豪迈俊爽，拗峭清丽
诗人小传：
杜牧（803年～约852年），字牧之，号樊川居士，京兆万年（在今陕西省西安市内）人，唐代著名诗人。他是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年）的进士，授职弘文馆校书郎，后赴江西观察使幕，转淮南节度使幕，又入观察使幕，再任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终官至中书舍人。
杜牧的文学创作有多方面成就，诗、赋、古文都可称为名家。他主张凡为文以义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有比较正确的理解，并能吸收、融化前人的长处，以形成自己的特殊风貌。在诗歌创作上，杜牧与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以相应唐朝前中期的李白、杜甫。其古体诗受杜甫、韩愈影响，题材广阔，笔力峭健，近体诗则以文词清丽、情韵跌宕见长。重辞采的时代倾向和他个人“雄姿英发”的特色相结合，风华流美而又神韵疏朗，气势豪宕而又精致婉约，就此产生了相当多的佳作。后世称其为“杜樊川”，有《樊川文集》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