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原文翻译赏析
刑赏忠厚之至论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1) ，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2) ，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3) ，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4) 。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5) ，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取焉。
《传》(6) 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7) 。四岳曰：“鲧可用(8) 。”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9) 。”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苏轼
【注释】
(1)尧：陶唐氏，史称唐尧。舜：有虞氏，史称虞舜。禹：亦称大禹、夏禹，其子启建立夏朝。汤：又称成汤，建立商朝。文：周文王姬昌。武：文王之子，周武王姬发，建立周王朝。成：武王之子周成王。康：成王之子周康王。成康之世，号称大治。
(2)哀矜：怜悯。惩创：惩治警戒。
(3)吁：叹其不然之词。俞：应许之词。
(4)虞、夏、商、周之书：《尚书》中有《虞书》、《夏书》、《商书》、《周书》。
(5)吕侯：周穆王司寇，史录其事作《吕刑》。
(6)传：指《尚书》孔安国传。
(7)皋陶：舜时掌刑法之官。宽：宽恕。
(8)四岳：官名，总掌四岳诸侯之事。鲧：四岳推举鲧治水。后失败被杀，其子禹继而治之。
(9)方命：逆命不从。
【译文】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在位的时候，那是多么无微不至地爱护百姓，为百姓着想，并且用对待仁人君子的礼仪来对待黎民百姓。有人做了一件好事，便奖赏他，还用诗歌的形式来赞扬他，以此肯定他的做法并勉励他坚持下去；有人做了一件坏事，便惩罚他，并满怀怜悯痛心地教训他，用这种方式来使他弃恶从善、悔过自新。所以人们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感叹声，喜悦欢欣或悲伤忧愁的感情，在虞、夏、商、周的书里都有记载。成王、康王先后去世以后，穆王继承王位而周朝开始衰败，但是他仍然召见他的大臣吕侯，告诫他要谨慎地使用刑罚。他的话忧愁而不悲伤，威严而不愤怒，慈爱而又果断，对无辜者充满了同情和怜悯，所以孔子认为《吕刑》有可取之处而把它选进《尚书》中。
《传》说：“对将要奖赏的人即使有所怀疑，也还是照样奖赏他，这是为了推广恩德啊；对将要处罚的人若有疑惑要免于处罚，这是为了谨慎地使用刑罚啊。”尧在位的时候，皋陶担任法官，将要处决犯人，皋陶三次说“杀”，尧帝却三次说“赦免”。所以百姓都畏惧皋陶执法的坚决，而庆幸尧帝量刑的宽大。四岳建议说：“鲧可以用。”尧帝说：“不行。鲧常常抗命违众。”过后又说：“就试用一下吧。”为什么尧帝不同意皋陶处决犯人的意见，却接受四岳用鲧的建议呢？圣人的用意，从这里大致也能看到啊。《尚书》上说：“对罪行有疑惑，只能从轻发落；对功绩有疑惑，仍要重奖。与其杀死一个无辜的人，宁可自己承担执法不严的罪责。”唉！再没有比这更仁至义尽的了。可以奖赏，也可以不奖赏，奖赏他就过于仁厚了；可以处罚，也可以不处罚，处罚他又过分严厉了。过于仁厚，仍不失为君子；过分严厉，就会成为残酷无情的人。所以仁厚可以过分，严厉却不能过分。
古时候奖赏不单纯用爵位和俸禄，刑罚不单纯用刀和锯。用爵位和俸禄作奖赏，那只能把奖赏的范围局限在享有爵位和俸禄的人们之中，而无法奖赏这个范围之外的人；用刀锯来处罚，这只能把刑法的威力施加在罪犯头上，而对未犯罪的人则无威慑力可言。过去的帝王深知天下做好事的人多得赏不胜赏，如果用有限的爵位和俸禄作奖赏是根本不够奖赏的；也深知天下做坏事的人多得罚不胜罚，光用刀锯是无法制裁的。所以凡是对赏罚对象有所怀疑的都一概用仁厚的态度来处理。用对待仁人君子的礼仪对待黎民百姓，使黎民百姓相互督促着向仁人君子学习，所以说这是忠厚到了极点啊。
《诗经》说：“君子如果喜欢好的，祸乱就会迅速结束。君子如果痛恨坏的，祸乱就会很快平定。”君子使祸乱迅速平定，难道有什么奇招异术吗？该喜就喜，该怒则怒，不过始终不失仁厚罢了。《春秋》一书的要点便是，制定法律贵在严肃，而处罚人则贵在从宽。根据其褒贬的原则进行赏罚，这也是忠厚到了极点啊。
【评析】
本文是嘉祐二年苏轼参加礼部考试的一篇策论。文章质疑儒家典籍中的“疑”字，援引古时仁者以忠厚为本进行赏罚的事例，阐述了仁政的思想，认为忠厚在于以“君子长者之道”治国，而不全在于刑与赏。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对此文评价很高，曾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