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教战守》原文翻译赏析
教战守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1) ，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2) 。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3) ；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钝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4) ，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开元、天宝之际(5) ，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酣豢于游戏(6) 、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消耗钝眊(7) ，痿蹷而不复振(8) 。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9) ，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
盖尝试论之：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而其平居尝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病，此其何故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10) ，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11) ，雨则御盖(12) 。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是故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13) ，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14) 。奉之者有限，而求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15) ，则其为患必有所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
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16) ，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盗者(17) ，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18) ，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束以军法，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恐，然孰与夫一旦之危哉？
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凌压百姓而邀其上者(19) ，何故？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则固已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利害之际，岂不亦甚明与？
苏轼
【注释】
(1)先王：指夏、商、周三代帝王。
(2)慑：害怕。
(3)盛节：美好的法度。
(4)卒：同“猝”，突然。
(5)开元、天宝：都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
(6)酣豢：沉醉安养。
(7)钝眊：迟钝衰竭。
(8)痿蹷（jué）：精力疲惫。
(9)禄山：安禄山，安史之乱的发动者，天宝末年起兵攻陷长安。
(10)浸渍：被水浸泡。
(11)袭裘：加穿皮袄。
(12)御盖：打伞。
(13)狃：习惯。
(14)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宋仁宗庆历年间，每年向辽朝献纳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向西夏输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西：指西夏。北：指辽国。百万，指数量之多。
(15)出身：投身。
(16)庶人之在官者：在军队服役的平民。
(17)役民之司盗者：从民间抽调负责捕盗的差役。
(18)都试：汉代定期集合官兵于都城演习武事的一种制度。《汉书·韩延寿传》载：“及都试讲武，设斧钺旌旗，习射御之事。”
(19)邀：要挟。
【译文】
如今百姓的隐患究竟在哪里呢？在于他们知道自己处于和平的环境中，却不知道有危险存在，过惯了安逸日子，却不能吃苦耐劳。这种隐患今天还没有暴露出来，但总有一天会暴露的。现在不为他们想出对策，以后就将出现不可挽救的祸患。
从前，先王懂得军备是不能解除的，因此天下虽然太平了，却不敢忘记战备。在秋冬农闲的时候，就招集民众到野外打猎来习武练兵。教会他们如何前进、后退、跪下、起立的方法，使他们的耳朵听惯战鼓的响声、眼睛看惯战旗飘扬，不会一听见鼓响、一看见战旗就心慌意乱，使他们面对割削砍杀，血肉横飞的战争场面而不感到害怕。因此，即使出现了盗贼兴起的变乱，老百姓也不会因为惊惧而溃散。等到了后世，君主们采用了迂腐儒生的意见，把解除军队作为君王应该实行的美好措施，天下平定以后，便卷起铠甲收藏起来。几十年以后，铠甲烂了，兵器钝了，老百姓又一天天过惯了安乐的日子。突然出现了盗贼作乱的紧急情况，大家就惊慌失措，谣言四起，没有抵抗就逃跑了。开元、天宝年间，天下难道治理得不好？只因老百姓习惯于过太平安乐的日子，成天在吃喝玩乐中生活，他们刚强的意志和勇气，全都给消耗尽了，萎缩衰竭，振作不起来。因此小小的安禄山一出来就利用了这种机会，四处的百姓像鸟兽一样到处奔跑逃窜，想乞求做一个被囚禁的俘虏恐怕都来不及，天下四分五裂，而唐朝当然也就急剧衰落了。
我曾经试着分析了一下这个问题：天下的情形，好比是一个人的身体。王公贵人用来保养他们身体的方法，难道还不周到完备吗？可是他们平时却常因多病而苦恼。至于农民小百姓们，一年到头辛勤劳苦，却不曾生过病。这是什么缘故呢？风雨、霜露、寒暑的变化，是造成人生病的原因。那些种田的老百姓，在酷热的夏天还不停地努力耕作，而到了冬末仍然在野外干活，风霜冲犯他们的筋骨，雨露浸泡他们的皮肤，可他们却对风霜雨露毫不在乎，因此寒暑冷热都不能给他们带来危害。如今王公贵人住在楼房中，出门就坐车，刮风就加上皮衣，下雨就撑开伞，凡是可以用来防备生病的用具，没有准备得不齐全的。他们对病害怕得太厉害，而对自己保养得太过分，稍微不如意，寒暑之气就侵入了他们的身体。因此会保养身子的人，总是使自己既能过安逸日子又能吃苦耐劳，经常散步、跑步和运动，使自己的身体能够适应寒暑的变化。这样才可以使他的身体刚健，强壮有力，经历危险的事情也不会受到损害。老百姓的情形也是这样，如今国家太平很久了，天下的人骄傲怠惰，脆弱得很，就像妇女和小孩一样，从没有出过家门。一听到谈论打仗的事就吓得直缩颈项、大腿发抖；听到盗贼的名字，就用手遮住耳朵不愿意听。而且士大夫也未曾谈到军事方面的事，认为谈论军事就是无端生事来扰乱人民，一有苗头就要制止。这种情况不是对打仗的事害怕得太厉害和对自己保养得太过分了吗！
况且天下本来就有意外发生的灾祸。愚蠢的人见到四方无事，就认为意外的事便无从产生，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现在国家进献给辽国和西夏的银绢，每年要以百万来计算。进献者的财物是有限的，而索取财物的人没有满足的时候，这样双方势必会发生战争。发生战争，这是必然的趋势。不是从我方开始，就是从对方开始；不是从西夏爆发，就从辽国爆发。不能知道的只是战争发生得慢一些还是发生得快一些，是发生在远处还是发生在近处，总之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天下不能避免战争，可又不让打仗的人渐渐适应战争，而是使他们从安乐无事的环境中，一下子就投身到出生入死的战场，那就必然会出现意外的灾祸。所以说：天下人民只懂得安稳平静却不知道有危险存在，只能够过安逸日子却不能吃苦耐劳，这就是我所说的大祸患。
我想让各级官吏重视提倡武力和勇敢，讲解练习用兵的法规。在官府服兵役的百姓，要教给他们编排行列、布置阵势的规则；对那些被征来服役专管缉捕盗贼的公差，教给他们击、刺的本领。每到年底就把他们聚集到州府所在地，像古代那样演习武事，有胜负，有赏罚。实行很久以后，就用军法来要求他们。这样做，评论的人一定会认为是无缘无故地调动百姓，又用军法来约束他们，那老百姓将不能过安定日子了。可是我却认为这是用来安定百姓的好办法。天下果真不能消除战争，那么总有一天就要驱使没有受过战争训练的老百姓去打仗。这样，无事时训练百姓，虽说他们会有些小的惊恐，但和一旦要他们走上战场所面临的危险相比，哪个严重呢？
现在天下屯聚的军队，骄纵强横、怒气冲天，他们欺压百姓、要挟上级军官，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在他们心目中认为天下会打仗的只有我们罢了。如果让平民百姓都学习军事，他们明白自己有了对手，就一定能破除他们的坏主意，打消他们的骄横气焰。这样做是有利还是有害，难道不是很清楚吗？
【评析】
本文是苏轼在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应制科考试时，所奏《策别》中议论“安万民”问题的第五篇。北宋中叶以后，辽和西夏成为西北边境的严重威胁，苏轼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清醒地预见到战争不可避免，明确指出知安忘危的危险，建议朝廷改变萎靡不振的局面，使百姓“尊尚武勇，讲习兵法”，以便应对战局。是一篇很有见地，现实性、针对性较强的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