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战国策》目录序》原文翻译赏析
《战国策》目录序
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第十一篇者阙(2) 。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序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3) 教化，修法度(4) ，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年。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生之意而已。
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5) 、孙膑(6) 、吴起(7) 、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8) 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9) 。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总春秋，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曾巩
【注释】
(1)战国策：成书于战国末年，后来经过刘向整理成为三十三篇。主要记载战国时期各国的游说之士的策谋、言论和活动。
(2)阙：通“缺”，缺少。
(3)明：表明。
(4)修：整治。法度：制度，规矩。
(5)商鞅：鞅卫的庶孙，喜欢刑名之学，入秦见孝公，劝说富强的方法。
(6)孙膑：战国齐人，师从于鬼谷子。
(7)吴起：魏国人，在他逃到楚国之后，做了楚国的相。
(8)寤：通“悟”，醒悟。
(9)放：放弃。绝：断绝。
【译文】
刘向所编定的《战国策》共三十三篇，《崇文总目》说缺少第十一篇。我访问了一些士大夫家，才得到了全书，校正了书中的谬误，对那些一时无法查考的问题存疑。这样一来，《战国策》三十三篇才又恢复完整。
序言说：刘向在这部书的评论中说：“周朝开国之初，明确教化，制度完备，因此天下大治。到了后期，盛行阴谋欺骗，推行仁义的道路堵塞了，因此天下大乱。”这种说法已经很高明了。但最后却说：“这是战国时期的谋臣策士揣摩当时的君主能够做得到的事情，才不得不这样说。”这种说法可以说是被流俗迷惑，而缺少坚定的自信了。
孔孟的时代，距离周朝初年已有几百年了，旧的法令制度早已不存在，旧的风俗也已绝灭。他们二位却独独宣扬先王的政治，认为是不可改变的，难道他们是要强迫天下的君主去做后世做不成的事情吗？也只是要根据他所生活的历史时代，所遭的变化去制订当时的法令制度，使它不失去先王的治国原则罢了。二帝三王治理天下的时候，他们的变化固然不同，他们的法制固然相异，但是他们治理国家天下的基本原则，什么是本，什么是末，什么先做，什么后做，都是一样的。孔、孟二位的主张，只是这样而已。“法”是用来适应变化的，不必完全相同。“道”是用来作根本的，不能不一样。这道理是不可以变更的。所以他们二位恪守这个主张，哪里是喜欢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呢？只是因为他们能不随波逐流、随声附和罢了。他们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不被世俗迷惑而坚于自信的人啊！
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却不是这样，不知道的不容置疑，只是为他们的说法容易迎合国君的心意而喜欢，他们的居心用意，只不过是侥幸谋划权宜之计罢了。所以他们高谈阔论诡谋欺诈的便利，而隐讳失败的可能；大肆宣扬战争的好处，而竭力掩盖它的祸患。那些一个一个这样做的，都有一点小利而有不能承受的大害；个个有所得，却抵不上它的损失。最后，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这些人因此而丧身，而任用他们的诸侯和秦朝也都灭亡了。这些人是世上的大祸害，很清楚了，可是世俗之人却仍然执迷不悟。只有先王之道，随着时世适应变化，制订不同的法制，考察它没有缺点，实施它没有弊病，所以古代的圣贤，从来没有人拿先王之道来换取游士的权宜之计的。
有人说：“邪说会妨害正道，应当完全抛弃它、彻底禁绝它。那么，这部书不加销毁行吗？”回答说：“君子禁绝邪说，一定要揭露它的谬误，使它大白于天下，使得当世的人都知道这种邪说为什么是不可听信跟从的，然后再加以禁止，这样使大家的认识就统一了。使得后世的人都知道这种邪说是不能推行的，然后作为警戒，这样就使大家有明确的看法。哪里一定要销毁那些书籍呢？摒弃而杜绝邪说，没有比这办法更高明的了。所以，孟子的书中，有研究神农学说的，有研究墨子学说的，都记载下来而加以批驳。至于说到这的述作，上和《春秋》相接，下到楚汉之争的开始，记载了二百四十五年间各国纵横家的事迹，确实是不该废弃的。”
这有高诱作注的二十一篇，也有的说是二十二篇，《崇文总目》记载的只存有八篇，现在保存了十篇。
【评析】
曾巩与欧阳修同乡，曾向欧阳修学习古文，深于治儒。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政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
文章以儒家思想为准绳，力倡“仁政”“礼治”，反对论诈之行，认为战国乱世，就是因为“谋作用，而仁义之路塞”造成的，在创作风格上也跟欧阳修相近，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扩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学上。明代归有光在《文章指南》中曾作如是说：“文章意全胜者，词意朴而文意高。意不胜者，词意华而文意鄙，为曾子固《战国策目录序》无一奇语，无一怪字，读之乃太羹元酒，不觉至味存焉，真大手笔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