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三百首第187首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其五·诸葛大名垂宇宙》，收录于清人孙洙(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第六卷七言律诗。此五首诗为杜甫于大历年间流寓夔州时所写的组诗，五首分咏五处古迹，但所咏古迹不专为怀古而作，对于古迹的描写很少，而重于对历史人物的评论。寄意于微远之间，借题发挥，以浇诗人心中块垒，富含蕴藉之致。
咏怀古迹五首⊙其五作品原文
咏怀古迹五首其五·诸葛大名垂宇宙
杜甫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咏怀古迹五首⊙其五译文注释
译文一
诸葛亮大名永远流传天地间，宗臣遗像至今令人肃然起敬。
三分天下建立蜀国苦心谋划，万古云霄像展翅奋飞的凤鸟。
与伊尹吕尚相比分不出上下，指挥若定萧何曹参也显失色。
可惜汉室国运不济终难复兴，但他依然以身殉职日夜操劳。
译文二
诸葛亮的大名流传千古万方，他一代宗臣的遗像啊，高风亮节，令人肃然起敬。当年费心谋划，终于导致了三分割据的局面，但这也只是万古云霄中的一片凤羽而已。他的才能、功绩和伊尹、吕望也难分高下，轻易就能安定天下啊，萧何、曹参也要自愧不如。然而时运将移，汉室帝业终究难以复兴啊，他最后还是因为军务操劳而壮志不改、寿命却终。
注释
宗臣：语出《汉书·萧何曹参传》载：“唯何、参擅功名，位冠群臣，声施后代，为一代之宗臣。”故宗臣即指为当代、后世俱所崇敬的重臣。
纡：弯曲，曲折，这里是指耗心费力。
伯仲之间：伯仲指兄弟，古代嫡长子称伯，次子称仲，于是乃有“伯仲之间”的说法，指不分高下。语出曹丕《典论·论文》，言：“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
伊吕：伊指伊尹，辅佐商汤灭夏，吕指吕望，也即姜尚，辅佐周武王灭商，都是一代之宗臣。
指挥若定：语出《汉书·陈平传》，载：“诚能去两短，集两长，天下指挥即定矣。”以手之或指或挥以喻轻易，表示轻易即能达成目标。后世引申为做指挥时胸有成竹，仿佛一切都早已计划好了似的，但杜甫此处所用，未必即有其衍伸意。
萧曹：即指萧何、曹参，为刘邦之辅弼重臣，也是西汉最初的两位宰相。
祚：指福运，或指帝位，皆通。
咏怀古迹五首⊙其五作品鉴赏
赏析一
此诗是通过咏诸葛亮而抒怀的。首联以无限敬佩的心情来赞美诸葛亮，所以看到他的遗像，想起他的人品崇高，不禁肃然起敬。二联正面赞颂诸葛亮的功业，十四字概括了诸葛亮的一生。三联进一步以历史人物作比，歌颂诸葛亮的政治、军事才能。尾联是赞叹诸葛亮辅佐刘备、刘禅，虽然大功未成，但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贞品格，是光辉百代的。
全诗除“遗像”是咏古迹外，其余全是议论，但议论运用形象，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读起来感人至深。
赏析二
杜甫之对诸葛亮之尊崇备至，从此诗中便可读出，前三联皆为不遗余力地颂扬，至尾联才略作一抑。开篇即言诸葛亮的大名传遍万方、垂之千古，或将“宇宙”解释为世界，不妥当。古人的宇宙观与今人不同，《文子·自然》中说：“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尸子》则说：“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也就是说宇宙同时包含有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的概念。诗人不言“诸葛大名垂天下”，亦不言“诸葛大名垂万古”，却言“垂宇宙”，就是同时包括天下、万古两个方面，说诸葛亮在当时便享誉四方，此后又名垂不朽。“宇宙”一词，是对诸葛亮名声的最博大的颂扬。
此诗疑为杜甫于夔州凭吊诸葛亮祠庙时所作，故有次句“遗像肃清高”语。接着，颔联道出诸葛亮为刘备筹划，达成三分天下伟业之功绩——刘备三顾茅庐，向诸葛亮咨询天下大事，诸葛亮即要他先北拒曹魏，东和孙权，占有荆、益，三分天下以观时变。这本是诸葛亮的一大功劳，但诗人却认为不过“万古云霄一羽毛”而已。此语出自《梁书·刘遵传》，有云：“此亦威凤一羽，足以验其五德。”因而清人杨伦在《杜诗镜铨》中注释此句，说：“言武侯才品之高，如云霄鸾凤，世徒以三分功业相矜，不知屈处偏隅，其胸中蕴抱百未一展，万古而下，所及见者，特云霄之一羽毛耳。”解释得非常精当。
颈联再用四位古人来比拟诸葛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说，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诸葛亮自比也不过管、乐，但诗人却将其比作伊、吕。伊尹为传说中辅佐商汤灭夏的贤臣，后来又因为商汤的继承人太甲无道，故放之于桐宫，三年后才迎其复位；吕望是兵家之祖，辅佐周文王、周武王两代，终于灭商兴周。这两位不但是一世之宗臣，而且可以说当时无人能与拮抗。诗人说诸葛亮的品德、才能、功业可比伊尹和吕望，相比之下，汉之宗臣萧何、曹参就要稍逊一筹了。传统儒家惯于扬古而抑今，认为三代及之前的道德要高于后世，其后每况愈下，所以伊、吕要高于萧、曹。开篇即言“宗臣”，此处又以宗臣为比，把诸葛亮抬到了后人完全无法企及的高度上去赞颂。
世乱而思贤臣，杜甫处于唐代由盛转衰的时代环境下，眼见朝纲紊乱、时局动荡、百姓涂炭，于是自然怀念起古时的贤臣来了。三代遥不可追，萧、曹无所触感，他寄身蜀中，到处都可见诸葛亮的祠庙，从而希望当代也出现诸葛亮一般起码可以在乱世中安定一方的贤臣，这本是很自然的事情。当然，在歌颂诸葛亮的同时，诗人也不禁要感到惋惜，诸葛亮最终并没能达成复兴汉室的理想，否则就更加完美了。尾联即述此事，说都是因为时运不济，汉祚难复，所以诸葛亮最终“志决身歼军务劳”。平心而论，尾联并不甚佳，也无法承托住前三联，以前三联之恢弘气势而论，尾联似有虎头蛇尾之感。并不是说在情感上、议论上不能有所转折，但将转折归之于“运”，更以“军务劳”这种单纯的叙述为结，既无法总括前三联，又无法独出新意以承接前三联，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或有赞此诗“识笔老道”、“横绝古今”的，只可施于前三联，而不可施之于尾联；或有言此诗“议论最高”者，其实诗中只有颂扬，而并不见议论，即便言三分天下不过威凤一羽的，其实也是夸张的褒扬，而不能说是议论。我们相比杜甫咏怀诸葛亮的另一首名篇《蜀相》，便可见此诗尾联之不彰，遂不可以伯仲目之。
赏析三
大历元年（766年），杜甫于从夔州出三峡，到江陵，先后游览了宋玉宅、庾信故居、昭君村、永安宫、先主庙、武侯祠等古迹，并写下了五首咏怀历史人物的七言律诗，即《咏怀古迹》。这组诗表现了诗人关心时政、忧国忧民的思想，同时也抒发了诗人仕途失意、颠沛流离的身世之感。这五首诗有个共同特点：一方面，诗人分别赞颂了五位历史人物的文章学问、心性品德、伟绩功勋；另一方面，诗人也对五位历史人物凄凉的身世、壮志未酬的人生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寄寓了自己的身世之感，抒发了自身的理想、感慨和悲哀。
《咏怀古迹》中的第一首，咏怀的是诗人庾信。诗人曾经说：“清新庾开府”，“庾信文章老更成”，由此可以看出诗人对庾信作品的推崇，以及对庾信本人的景仰。此外，当时诗人的境遇与庾信漂泊的经历也非常相似，所以，诗人在第一首便咏怀庾信不足为奇。诗的前半部分哀叹身世之悲，抒发了晚年漂泊的无奈和辛酸。诗的后半部分以羁留北朝的诗人庾信自比，暗含着浓郁的故国之感和乡关之思。
首联写安史之乱爆发后，诗人为躲避战乱漂泊到偏远的蜀地。“支离”、“漂泊”，写出了诗人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不幸遭遇，无限悲苦、辛酸尽在其中。颔联写诗人流落三峡、五溪，与夷人共处的状况。颈联写叛军安禄山狡诈善变，唐玄宗格外宠幸他，可他却不知报恩，起兵造反，就像梁朝的侯景那样；而诗人漂泊他乡，有家不能归，正如当年的庾信。“词客哀时且未还”一句即写庾信由于侯景叛乱，逃往江陵，然后又出使西魏，留在了北朝。诗人通过此句以庾信自喻，感慨自己的人生遭遇。尾联“暮年诗赋动江关”，写庾信晚年处境凄凉，却创作了大量诗篇来怀念故国。诗人以庾信自比，暗寓着自己幽深的乡国之思。
全诗笔调悲凉，凄婉动人，实为隽永佳作。
《咏怀古迹》的第二首，咏怀的是楚国诗人宋玉。宋玉在其所作的《高唐赋》、《神女赋》中写楚襄王与巫山神女梦中欢会的故事，被传为巫山佳话。诗人对宋玉也同样具有敬慕景仰之情。相传江陵有宋玉故宅，故诗人暮年出蜀，至江陵时触景生情，不禁怀念起宋玉来。宋玉其实不仅仅是个诗人，更是一位仁人志士。然而，由于在政治上遭到误解，生前身后只被视为一位诗人，何其悲哀！诗中抒发了诗人对宋玉的崇敬之情，并对其壮志难酬、死后遭曲解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诗人由宋玉的不幸联想到自己的身世遭际，借缅怀古人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哀伤。
诗的前半部分对宋玉生前不得志深表同情，后半部分则为宋玉死后遭人误解鸣不平。“摇落深知宋玉悲”一句，将诗人对宋玉的无限同情表露无遗。宋玉的名篇《九辩》抒写的是“贫士失职而志不平”，这与诗人游历宋玉故宅时的情怀暗合。而《九辩》是以悲秋发端，诗人当时到江陵也正好是在秋天，于是，诗人便以“摇落”这一秋天之特征兴起本诗。通过这两个字，诗人不仅写出了当时的时节、天气，更巧妙地表示了自己对宋玉的了解、同情和尊敬。“亦吾师”借用东汉王逸的话：“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被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这一句表明宋玉是师承屈原，闽惜屈原，而作《九辩》；诗人自己则是师承宋玉，闽惜宋玉，而作本诗。诗人与宋玉所处的年代不同，相距久远，好在世人并没有彻底遗忘宋玉，还为他保留着故宅，可以为人凭吊。诗人看着宋玉的遗迹，想想他悲惨的一生，再想想自己不幸的境遇，不禁悲伤万分。然而更可悲的是，人们只是欣赏宋玉在文学上的才华，只知道其《高唐赋》中说的是楚襄王梦见神女的风流艳事，而不了解其中暗含的讽刺之意，从而误解宋玉，曲解其作品，更别说去了解他的志向抱负了。宋玉的含冤受屈令诗人痛心。接着，诗人赞美了宋玉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以“云雨荒台”喻其风流儒雅，堪称自己的老师。同时，又将楚宫的泯灭与宋玉的文采犹存作对比，突出宋玉对文学的卓越贡献，表达了诗人深深的崇敬之情。
全诗用语精练，清丽自然。诗中所描绘的草木摇落、景物萧条、江山云雨、故宅荒台等情景，全是诗人亲临其地的切身体会。诗人触景生情的诸多感慨，也同样真挚动人。
《咏怀古迹》的第三首，咏怀的是王昭君。诗人在经过昭君村时，想到王昭君不幸的一生，感慨万分，因此借咏怀王昭君来抒写自己的情怀。
开篇“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起势宏大不凡，点明了昭君村所在之地。今湖北秭归有昭君村，位于和巫峡相连的荆门山中，相传是昭君出生之地。首联一下子为昭君这个弱女子树立了高大的形象，把她写得如高山大川一样气势雄伟，从而肯定了她的一生对国家的贡献。颔联概述了昭君一生的遭遇。短短两句诗，寥寥十四字，却概括了昭君一生的经历。“一去紫台连朔漠”，描写了她生前的不幸与孤苦；“独留青冢向黄昏”，则叙述了她死后的寂寞与冷清。一个“连”字，联结了汉宫和匈奴，联结了昭君的生地与死地，暗含着昭君离开汉宫、远嫁匈奴，最后客死异域、独留青冢的不幸遭遇，营造出一种悲凉凄清的氛围。“黄昏”本来是个表示时间的词，但是在本诗中，这个词更侧重于指空间，指与无边大漠连在一起的黄昏时的巨大天幕——似乎可以笼罩一切，可唯独消化不了昭君的“青冢”。诗人以此写出昭君深深的愤怨。颈联中的“画图省识春风面”一句，紧承颔联，诗人进一步追忆了昭君离开汉宫、远嫁匈奴之事，说汉元帝只通过图画来选人，而不看真人的情况，从而酿成了昭君的悲剧。这一句讽刺了汉元帝的昏庸无能。“环佩空归月夜魂”，写出了昭君客死大漠，但对故国的怀念之情却永不改变。虽然她的尸骨被埋在了青冢，但她的灵魂却在月夜回到了故国。这一句突出了昭君遗恨无穷的悲哀，表达了诗人的悲愤之情和伤悼之意。尾联通过写塞外的琵琶曲调，用“怨恨”二字点明全诗主旨。昭君的“怨恨”深重，“恨帝始不见遇”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她身在异域他乡，怀念故国而不得归。诗人借昭君的“怨恨”写出了自己漂泊在外，怀念故乡的心情，将悲叹之情推向极致。
《咏怀古迹》的第四首，咏怀的是永安宫。诗人称颂了三国时的刘备和诸葛亮的君臣关系，抒发了自己不受重用、抱负难展的悲怨之情。
首联追怀往事，回顾历史。一个“窥”字，既突出了刘备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又暗含着诗人对其刚愎自用的批评。“幸”字写出了刘备出征时的豪迈之气。“亦”字则表达了诗人对刘备功业未就身先死的惋惜之情。颔联回到眼前所见之景。诗人面对着空荡荡的山谷和荒凉凄清的野寺，想象当年翠旗招展、万马奔腾、大军浩荡的气势，以及宫殿的雄伟华美。然而所有这一切，如今都已成为过眼烟云。颈联进一步描写眼前所见之景。诗人放眼望去，看到荒凉的古庙中杉木挺立，野鹤在树上筑巢栖息。由此可见，此地被荒废已经很久了。接着，诗人又说，即便是一年中隆重的伏祭和腊祭，也只有一两个村翁前来祭祀。由此，更见此地的荒凉与颓败。尾联揭示全诗主旨，称颂了刘备与诸葛亮“君臣一体”的亲密关系，表达了诗人对这种鱼水相得的君臣关系的向往之情。
本诗用典贴切，巧连古今，将历史人物的关系与诗人自身的遭遇联系起来，形成鲜明对比，极富艺术感染力。此外，诗人还采用虚实相和的手法，将历史的幻像叠加在现实的实景之上，思接千古，使诗境更为开阔。本诗借景抒怀，将诗人的历史沧桑之感、吊古伤今之情，表达得充分而又蕴藉，令人感佩。
《咏怀古迹》的最后一首，咏怀的对象是诸葛亮。诗人在瞻仰了武侯祠之后，对诸葛亮的清高品德和雄才大略衷心敬慕，遂作诗咏之。诗人在作本诗时，情绪激越，笔触昂扬，既颂扬了诸葛亮的雄才大略，又表达了对其壮志未酬的同情和叹惋。有人称赞本诗“章法之变，直横绝古今”，实为千古名篇。
本诗开篇即说“诸葛大名垂宇宙”。“垂宇宙”三字用得妙不可言。上下四方称“宇”，古往今来称“宙”，故“垂宇宙”之说既涵盖了空间，又容纳了时间，将诸葛亮“名满寰宇，万世不朽”的形象描绘得具体而生动。“宗臣”二字为总领全诗的关键。接着，诗人走进祠堂，瞻仰了诸葛亮的遗像，遥想起诸葛一生的高风亮节，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崇敬之余，诗人又追忆了诸葛亮的旷世才能和卓越功绩，对他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评价：“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诸葛亮的聪明才智和过人胆略是旷古少有的，其临危不乱、指挥若定的潇洒气度更是令人钦佩。所以诗人站在武侯祠中，不禁发出了“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的赞语。可悲的是，诸葛亮虽然品性高洁、才能卓著，可惜汉室国运不济，终难复兴。即便如此，诸葛亮也没有放弃，而是“志决身歼军务劳”，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本诗语言凝练，气势浑厚，意境深远，堪称咏怀诗中的名篇。
咏怀古迹五首⊙其五作者简介
杜甫（712—770）
字号：字子美，号少陵
籍贯：原籍襄阳（今湖北襄樊），生于河南巩县。
作品风格：沉郁顿挫
诗人小传：
杜甫（712～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祖籍襄阳，生于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是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曾担任过左拾遗，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而被贬为华州参军，后辞官归隐于成都，建草堂而居。剑南节度使严武荐其为属官，杜甫全家因而移居四川奉节，两年后他离开奉节，辗转流离于江陵、衡阳一带，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病逝于湘江的一艘小船中。
杜甫半生漂泊，又经安史之乱，惯见民间疾苦，其忧国忧民的情怀毕见于作品之中。青年时代他亦怀抱大志，与李白等人交游，诗风较为明快、恣意，中年后则变为沉郁顿挫，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多涉及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和人民疾苦，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因此被誉为“诗史”。尤其在律诗上，他表现出了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后人也因而赞其为“诗圣”，诗而能成圣者，唯杜甫一人而已。唐诗人元稹评价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诗经》里的国风）、骚（屈原的《离骚》），下该沈（沈佺期）、宋（宋之问），言夺苏（苏味道）、李（李峤），气吞曹（曹操）、刘（刘备），掩颜（颜延之）、谢（谢灵运）之孤高，杂徐（徐陵）、庾（庾信）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