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太平宰相、狸猫换太子
警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在范仲淹的一章里提到，范仲淹在应天府书院读书的时候，写诗赠予同学晏殊：“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范仲淹就是山涧深处的松树，而晏殊恰恰就是山顶上的小草。范仲淹以超人的坚韧所获得的东西，对晏殊而言只是唾手可得，不费吹灰之力。
其实晏殊既非官二代，亦非富二代，父亲不过是抚州府的一名狱吏，只算是最基层的公务员，做的还是旁人都不爱做的工作。但这个狱吏的儿子聪明得太出挑，七岁时便以一手好文章轰动家乡，被誉为神童。
十四岁那年，有朝廷大员到抚州巡视，将他带进朝廷，郑重其事地推荐给皇帝，又在科举考场上镇定自若地击败了无数成年考生，就此踏入仕途。那一年，晏殊年方十五岁。
诚实的人总会受到道德的表彰，然后就会在社会上接二连三地吃尽苦头。晏殊是个诚实的人，却一再在人生的关键路口因为诚实得到犒赏。
十五岁殿试的那一次，晏殊才拿到考卷，就对皇帝说了实话：“这个题目我以前做过，请陛下换个题目来考我吧。”是的，无论接下来考题换或不换，晏殊都已经赢了。
如果说这只是少不更事的诚实和误打误撞的运气，那么等晏殊稍稍成熟之后分明还恪守着这样的坦诚品性，也一样在收获着幸运的佳果。那时候他在史馆任职，朝廷政策宽松：既然天下太平无事，官员们大可不必兢兢业业，不妨尽情去茶楼酒肆、花街柳巷寻欢作乐。这是何等以人为本的政策啊，所以衙门里经常寻不到人。
晏殊倒没有乐得和同僚们一样悠闲，只是他常常居家不出，和弟弟讲习诗文。这时候真宗皇帝正在为太子安排辅佐的官员，晏殊这样的人岂不是最能够给太子带来积极向上的言传身教吗？没想到晏殊坦然回答说：“我不是不喜欢出去玩，实在是因为家里太穷，没能力和同僚们一起去豪华场所高消费。如果我有钱，我也一样会去玩的。”
好学当然是好品质，但诚实无疑是更好的品质。皇帝太欣赏晏殊的诚实了，放心地把他安排在太子的身边。太子身边的亲近官员历代都是官场上最大的潜力股，因为一旦太子登基，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规律就自然会发生作用了，那时候太子僚属往往一步登天。晏殊毫不费力便谋到了这份差事，没用到一点心机。
当然会有人觉得晏殊的诚实只不过是巧妙的伪装。这的确是合乎常理的怀疑，但也的确冤枉了晏殊。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官员薪资水平最高的时代，随着职务升迁，晏殊的“阳光工资”很快就可以满足奢侈品消费了。那时候的晏殊也和同僚们一样过起了吃喝玩乐、纸醉金迷的生活。皇帝很鼓励这样的消费，因为太平盛世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宴饮狂欢，少不得猜拳行令，文人官僚也不例外，词作为一种新兴文体成为他们最爱的酒令形式。诗与词在今天看来并驾齐驱，而在古人眼里，诗是黄钟大吕，词是俚俗小调，诗负责言志、载道，词负责寻欢作乐。晏殊有《迎春乐》记载自己在烟花场所的赏心乐事：
长安紫陌春归早。
亸垂杨、染芳草。
被啼莺语燕催清晓。
正好梦、频惊觉。
当此际、青楼临大道。
幽会处、两情多少。
莫惜明珠百琲，占取长年少。
在帝都的温柔乡里不要介意一掷千金，无价的缠绵时光才是唯一值得珍惜的东西。晏殊也许真这么想，毕竟他做官做得太顺遂，富贵来得太容易，一切可以用权力和财富换来的东西在他而言都只是不必加以区别的廉价品罢了。若能在年华老尽之前极尽风雅地欢娱，这一生才不算枉费。
公务简易，更值得晏殊多费一点心神的反而是风雅的诗文，长途跋涉的公干也不妨以“陌上花开缓缓归”的步态来走。那一次晏殊途经扬州，暂住在大明寺里。大明寺是扬州名胜，壁上多有文人骚客的往来题诗。晏殊闭上眼睛，在缓缓踱步中享受寺院里的静寂，让随行吏员一路为自己吟诵壁上的诗句。
吏员吟诵一句，晏殊便打断一句，凡俗的调子他懒得花时间去听。
只有一首诗真的打动了他，那是江都尉王琪的手笔。既然王琪就在此地做官，自然应当请来一见。在春风拂面的池塘之畔，晏殊讲起多年前写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一句，至今都不曾想出下句。王琪竟然随口拈出眼前风景：“何不云‘似曾相识燕归来’？”
王琪因为这一句诗，便被狂喜的晏殊征调为僚属，晏殊也因为这一联天机浑成的对句完璧了一阕堪称宋词经典的《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
去年天气旧亭台。
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
小园香径独徘徊。
仿佛只在不经意间，晏殊做官已经做到了宰相。天下太平，薪俸优厚，令他无可奈何的事情仿佛也只有夕阳西下、落花流水。当他“小园香径独徘徊”的时候，那淡淡的愁绪只是一份旁人求之不得的富贵闲愁罢了。
“愁”字对于太多人来说都是一把带来切肤之痛的刀子，对于晏殊来说却只是一件具有审美趣味的奢侈品，一件具有不凡“气象”的古董。
宋人谈诗论词，最推崇的莫过于“气象”，晏殊最能写出富贵的气象。
都说愁苦之词易工，欢愉之词难好，晏殊偏偏能写出整部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审美趣味的欢愉。宋人笔记里记有这样一则故事：晏殊读到李庆的《富贵曲》，对其中“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碑”之类的渲染很不以为然，只觉得一股暴发户的口臭扑面而来。“真是一副乞儿相啊，写这种句子的人一定没过过真正富贵的日子”，晏殊如是说。
晏殊最有资格摹写富贵，要领是抛弃金玉之类的俗物，只从侧面写富贵的“气象”，使满堂金玉成为字面之外的余味。或者是“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或者是“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晏殊拿出如此两联自鸣得意的词句说：“穷人家能有这般景象？”
穷人家不但没有这般景象，就算有，也因为陷在柴米油盐的算计里而少了能看到这景象的闲情逸致。在这简简单单的杨花、燕子、月光和微风的背后，呼之欲出的其实正是权势、财富和品位。
这就是晏殊的“气象”，散淡闲适的背后是富贵逼人，这真不是旁人能够轻易模仿的。
《包公案》里有一个“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这故事其实有历史原型，晏殊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而他一生中最大的一场政治灾难也与这件事情有关。
宋真宗的皇后刘氏不能生育，在那个母以子贵的年代，这意味着刘氏恐怕要保不住皇后的地位了。刘皇后情急，安排自己的一名侍女给真宗侍寝，侍女怀孕生子，这孩子被刘皇后当作自己的孩子收养过来，侍女则升格为妃，她就是宋史上著名的李宸妃。
这在当时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只有那个孩子，也就是后来的仁宗皇帝，被深深地蒙在鼓里。时光荏苒，李宸妃去世，毕生也没能认回亲子。直到刘皇后故去，才有心怀不满的人向宋仁宗泄密，还说李宸妃是被谋害致死的。虽然谋害之说后来被证明只是谣传，但悲伤过度的仁宗总要将郁结的怨气发泄出来，晏殊不幸首当其冲。
事情的起因在于，李宸妃下葬的时候，撰写墓志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晏殊这位大手笔的肩上。这是一项极微妙的工作——假如墓志里泄露了李宸妃是仁宗生母的消息，势必会触怒刘太后；假如曲意隐晦，真相终将水落石出，那时候又不知该怎样应付仁宗的责难。在远虑和近忧的进退维谷之间，晏殊无奈地选择了近忧，而远虑在时间的推移里终于变成了近忧，迫在眉睫。
官场上最不缺的从来都是落井下石的人，晏殊在人们“满怀正义”的攻讦里败下阵来，被贬出朝廷，到州府里去坐冷板凳了。宋代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贬官外放便成为最主要的惩罚手段，被贬得离京城越远，就说明处罚越重，幸好晏殊只被贬到亳州和陈州，都还不算偏远。
所以，当一次筵席上有歌伎唱出“千里送行客”的词句时，晏殊不禁按捺不住激愤，不顾身份地对歌伎发飙说：“我平生调任，不过在京城五百里范围之内，何尝远至千里？！”
这样的逻辑，仿佛指斥李白说：“飞流直下不过百尺，你凭什么说有三千尺呢？！”晏殊只是心中不忿，总要找个迁怒的对象罢了。
其实这样的贬谪在官场上又算得了什么，但晏殊偏偏一生太顺遂了，只一点点坎坷便让他生出天塌地陷的悲愤。
所以在晏殊的词集里，有一首与常作风格迥异的《山亭柳》，词牌之下还有副题《赠歌者》。他在筵席上听一名歌伎的弹唱，听她叙说身世的隐曲，忽然正如白居易在贬谪途中听到琵琶女的琴声与身世一般，油然生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况味：
家住西秦，赌博艺随身。
花柳上，斗尖新。
偶学念奴声调，有时高遏行云。
蜀锦缠头无数，不负辛勤。
数年来往咸京道，残杯冷炙漫销魂。
衷肠事，托何人？
若有知音见采，不辞遍唱阳春。
一曲当筵落泪，重掩罗巾。
这首词是以歌伎的第一人称来写的：她说自己是西秦人士，曾经凭着歌唱的绝艺红极一时，然而辉煌的时代转眼就变成不堪回首的往事，如今只是辛苦奔波在咸京道上，以老去的歌喉换一点残羹冷炙罢了，心中的酸楚无人可以诉说。倘若有幸遇到知音，自己愿意唱遍那些不被俗人赏识的歌曲，但知音究竟在哪里呢？一曲唱罢，不禁在欢快的酒席上落下泪来。
这首词写的是那歌伎，分明也是晏殊本人。但晏殊毕竟是幸运的，看似刻骨铭心的酸楚与悲愤终归是他富贵生涯中的一点调剂，只如风流浪子的一场失恋罢了。他还会回朝做他的高官，重拾那其实根本不曾洒落的富贵闲愁。
晏殊写过一些极尽缠绵悱恻的词句，诸如“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长于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
这样的句子似乎更应该出现在纳兰词里，是由纳兰容若那样的翩翩浊世佳公子吟出来的，谁能想象它们出自一位宰相的手笔？
作为官员，宰相总要保持端庄肃穆的形象，即便达不到不怒自威的标准，至少也不该这样吟风弄月、缱绻靡丽吧？其实这正好说明了词与诗的区别：诗是扮演端庄肃穆的，是旁人眼中的自我；词是专为休闲娱乐的，是私生活里的自我。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词不能写得郑重，不能抢了诗的风头。
词变得庄重肃穆，硬生生来抢诗的风头，那是从苏轼开始的事情。
在晏殊的时代里，婉约是词的正根。晏殊的词，是后世一切婉约词的标准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