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之所以能大过人者出自宋代王安石《三圣人论》文中：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圣人之所以能大过人者，盖能以身救弊于天下耳。
【名句翻译】
名句原文：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圣人之所以能大过人者，盖能以身救弊于天下耳。
名句译文：伯夷若不清高，则无法挽救伊尹时代所产生的弊端；柳下惠若不合于世俗，则无法挽救伯夷时代所产生的弊端；圣人所以较常人伟大，就是因为他能亲身去挽救世俗的弊端。
【名句故事】
王安石《三圣人论》通篇可说是出于《孟子·万章》下篇，里头探讨了伊尹、伯夷、柳下惠三位圣人的故事。
伊尹是辅佐商汤伐纣的功臣。当时夏王桀暴虐残忍，滥用民力，鱼肉百姓，田地荒芜，民不聊生。伊尹看出夏朝气数已尽，于是用自己高超的烹调手艺，接近商汤，劝他高举义旗取夏桀之位而代之。在伊尹的经营下，商汤的力量开始壮大，伊尹建议他停止向夏朝进贡，以探测夏的实力。夏桀果然非常愤怒，征调九夷的兵力来伐商。伊尹于是劝商汤说：“夏桀还能调动兵力，我们讨伐他的时机还未成熟。”于是又向夏进贡，当伊尹看到时机成熟时，又一次停止向夏进贡，但因为夏桀已失人心，这次他未能调动军队了，于是伊尹就向商汤建议起兵。伊尹说过：“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没有什么不可以侍奉的国君，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使用的人民，伊尹是属于治亦进，乱亦进的类型，以天下为己任。
伯夷是商朝末年孤竹国国君的长子，孤竹国国君想立叔齐为太子，他死后叔齐想把王位让给兄长伯夷，伯夷说：“你当国君是父亲的遗命，怎么可以随便改动呢？”于是逃走了。孟子描述伯夷“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是属于治则进、乱则退的类型。相较于伯夷对于国君道德的要求，柳下惠不因侍奉污君而感到羞辱，也不因官职小而推辞；在位不隐其贤能，一定尽力做好；不受重用也不会抱怨，困穷也不感到哀怜；跟庸俗的人在一起，怡然自得不忍离去。
这三位人物面对治乱进退虽然有不同的想法，但同样都是尽心尽性，因此孟子对他们的评价皆高，称他们三人“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
【名句赏析】
这句话是在说明圣人之所以较常人伟大，是因为在世局败坏的时候，他能挽救世人于水火之中。这句话看来是在赞扬圣人的伟大，不过如果反过来想，假如没有这败坏的时局，圣人又何以能成为圣人，而为世人所称颂呢？这让我们联想到一句话：“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因为时势不好，所以需要有英雄出来拯救世人，又因为有英雄的出现，所以才能改善大环境而创造一个新的时势，那么究竟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呢？
有路得，然后有新教的产生；有哥伦布，然后有新大陆；有华盛顿，然后有美国独立；有俾斯麦，然后有德国联邦。这些人都是英雄，或者当时所谓的圣人。如果把眼光放到今日的话，新加坡人或许会认为李光耀是一位“能以身救弊于天下”的英雄吧！在马来西亚把新加坡踢出门外之后，新加坡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艰难情势，李光耀克服了邻国最初的敌意，弥合国内种族间的种种分歧。成年人平均收入从独立时期的1000美元激增至如今的3万美元。这个东南亚迄今最小的国家成了东南亚地区的商业枢纽、科研中心，在东南亚乃至区域以外的政治经济领域，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如果以“圣人之所以能大过人者，盖能以身救弊于天下耳”这句话来形容这位让新加坡冒起成为新兴国家的建国之父，应该也不为过。
【名句原文】
三圣人论
宋代：王安石
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之为名，道之极、德之至也。非礼勿动，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此大贤者之事也。贤者之事如此，则可谓备矣，而犹未足以钻圣人之坚，仰圣人之高。以圣人观之，犹太山之于冈陵，河海之于陂泽，然则圣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鬼神合其吉凶”，此盖圣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于天地，明苟不足以合于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于鬼神，则非所谓圣人矣。
孟子论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圣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动、言、视、听，苟有不合于礼者，则不足以为大贤人。而圣人之名，非大贤人之所得拟也，岂隘与不恭者所得僭哉！
盖闻圣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将以为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于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而后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进而寡退，苟得而害义，此其流风末俗之弊也。圣人患其弊，于是伯夷出而矫之，制其行于天下，曰：“治则进，乱则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后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进，过廉而复刻，此其流风末世之弊也。圣人又患其弊，于是柳下惠出而矫之，制其行于天下，曰：“不羞污君，不辞小官。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而后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污而寡洁，恶异而尚同，此其流风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时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
至孔子之时，三圣人之弊，各极于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于天下，曰：“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可以仕则仕，可以处则处。”然后圣人之道大具，而无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无弊者，岂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为终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圣人之所以能大过人者，盖能以身救弊于天下耳，如皆欲为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则恶在其为圣人哉？
是故使三人者当孔子之时，则皆足以为孔子也，然其所以为之清、为之任、为之和者，时耳。岂滞于此一端而已乎？苟在于一端而已，则不足以为贤人也，岂孟子所谓圣人哉？孟子之所谓“隘与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时尔。且夏之道，岂不美哉，而殷人以为野，殷之道，岂不美哉，而周人以为鬼。所谓隘与不恭者，何以异于是乎？
当孟子之时，有教孟子枉尺直寻者，有教孟子权以援天下者，盖其俗有似于伊尹之弊时也。是以孟子论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矫天下之弊耳。故曰：圣人之言行，岂苟而已，将以为天下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