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文人无行
警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这首《渡汉江》是宋之问传世的第一名篇，以一名滞留异乡多年的游子口吻道出返乡途中的微妙心理。这首诗之所以广为传诵，是因为它道出了所有在外多年的游子在回乡途中所特有的且喜且怯的心理。
游子久居异乡，和家乡不通音信，当真有一天踏上归途的时候，离家乡越近，心中却越是忐忑：家乡还是原来的样子吗，家人都还好吗，会不会发生了什么变故呢，亲朋好友如今都怎样了呢……如果遇到了从家乡过来的人，想问却不敢问，生怕有什么不好的消息会让自己难以承受。
久别的家乡，就像一封写满你切切想要了解却不敢拆封的信。
的确，单独来看这首诗，确实是这个样子的，但如果本着知人论世的态度来看，我们简直要大跌眼镜了。
诗中所谓“岭外”，就是岭南，即五岭之南。五岭是南方的五座大山，分隔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中国古代习惯称广东、广西一代为荒蛮之地。就在宋之问的时代，一位家住岭南的青年远行向禅宗五祖弘忍大师求学，弘忍说：“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
至少从字面上看，显然是有地域歧视的。这种地域歧视，就是因为五岭隔绝南北，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很难传播到岭南，造成了岭南地区文化和经济的落后。直到岭南人张九龄做了宰相，在大庾岭开凿了梅关古道以后，岭南地区才逐步地得到开发，而那位岭南獦獠后来则成为禅宗赫赫有名的六祖慧能，反而把岭南文化传播向中原了。
所以，宋之问时代的五岭，不但是地理分界线，更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分界线。过岭向南，就是政治失势者的西伯利亚了。宋之问这次被贬岭南，从道义上说，因为他谄附奸佞，结果随着奸佞的倒台而一并受到了惩处，属于罪有应得；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说，是他在政治队列里站到了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的一边，张易之呼风唤雨的时候，宋之问也鸡犬升天，张易之倒台的时候，覆巢之下更无完卵。
宋之问这次回来，并不是遇到赦免，而是偷偷从贬所逃出来的。
这一段旅途，用“惶惶如丧家之犬”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在《渡汉江》这首诗里，所谓“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是写在岭南的生活和感受；而接下来说的“近乡情更怯”，之所以“近乡”，就是偷跑出来的结果。逃过了汉江，就写下了这一首诗。
但是，我们不要被“近乡”这个词迷惑住。作为一个政治动物，宋之问的这次出逃并不是逃回家乡，而是逃回了当时的政治中心洛阳，藏匿在张仲之的家里。所以，诗中所谓“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完全不是字面上的那个意思。试想宋之问作为一个见不得光的逃犯，见到家乡的来人避之唯恐不及，哪里还敢出言问询呢？在当时的一番政治地震之后，素有奸佞之名又属于应该倒台的武氏党人武三思却令人瞠目地幸存了下来，不仅如此，他还再次得到重用。正义感未失的张仲之和王同皎等人对此切齿痛恨，密谋除掉武三思，却没料到上演了一出农夫与蛇的故事，被恩将仇报的宋之问借近水楼台之便检举揭发出来。“乱臣贼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忠义之士”宋之问因功受赏：不但逃离贬所之罪不被追究，还再次登上政治舞台。虽然天下人无不唾骂他卑鄙无耻，但卑鄙从来都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宋之问偏偏就是靠着卑鄙无耻给自己赚来了幸福生活，谁又能够奈何他分毫呢？
“文人无行”这个词在宋之问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在我们的惯常印象里，一个人如果狂傲，一般就不会卑鄙，因为狂傲也就意味着自高身份，便不屑去做那些蝇营狗苟的勾当；而一个人如果卑鄙，一般就不会狂傲，因为他晓得自己是如何卑鄙龌龊，言谈举止间便免不了一些谨小慎微和疑神疑鬼。但宋之问是个例外，集狂傲与卑鄙于一身，我们观其生平，简直就像在看一场行为艺术的表演。而他的诗作，绝大多数都是应制作品，虽然辞藻华美、音律铿锵，但内容无非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极尽吹牛拍马之能事。这样的诗，放在文学史上毫无价值，却总能在当时当地给诗人创造最大的价值。
元好问的《论诗》绝句里说过，“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观其文未必能够知其人。我们如果孤立地来看《渡汉江》这首诗，哪里能够读出如此复杂的内幕？但是，从文艺评论来说，知人论世是一方面，也存在相反的一途，即认为作品一旦完成，就脱离其作者而独立存在——宋之问的这首《渡汉江》正是阐释这一文艺理论的绝好范例：当我们孤立地来读这首诗的时候，诗的含义便大大超越了作者的本意。张仲之和王同皎肯定不会喜欢这样的文艺理论，但他们又能怎么办呢——太多真心喜欢宋之问诗句的人非但不在意宋之问的为人，更不晓得张仲之和王同皎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