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出自宋代欧阳修《纵囚论》文中：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名句翻译】
名句原文：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名句译文：我只看到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而得到这种好名声，哪里有所谓的布施恩德和懂得信义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到这时已经六年了，都还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恶极的事；但是一天的恩德，却能使他们视死如归地保拥信义，这实在是讲不通的道理。
【名句故事】
在欧阳修的眼中，唐太宗和死囚们“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信义者哉”所以不可取，这也是后世推崇欧阳修此文的主要原因。
在这里姑且不论唐太宗及囚犯等人是否真的“上下交相贼”，互相揣测彼此的心意，但唐太宗这种沽名钓誉的政治作法，是一种给人改过向善的机会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孔子也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因为能够改过向善总比一直赶尽杀绝的好吧！
“上下交相贼”这种互相揣测心意的做法，令人联想到庄子与惠子揣测鱼之心意的故事。庄子《秋水》中述说，一日，庄子与惠子经过濠水木桥上，庄子低头见水中鱼儿自在悠游的模样，不禁说：“鱼儿也出来游玩，看来优哉游哉，真是好不快乐。”惠子便说：“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不快乐？”庄子反问：“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知不知道鱼快不快乐？”惠子又说：“我不是你，当然无法理解你所想，然这正证明你也不是鱼，所以无法理解鱼是否快乐。”庄子道：“你原先说：‘怎样知道鱼儿快乐。’就表示你是在理解鱼儿快乐的情形下问我这个问题；这证明了你是能理解我的，所以我当然也能理解鱼儿啰。”
庄子与惠子的问答有一个重要的论点：“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同理，唐太宗非死囚，安知死囚之心？死囚非唐太宗，安知唐太宗之心？要设想唐太宗和死囚们“上下交相贼”般互相揣测心意，终归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更何况，欧阳修非唐太宗，安知唐太宗之心？当然，我们非欧阳修，安知欧阳修之心？看来，这个纠缠非得请庄子来解决不可了。
【名句赏析】
“上下交相贼”的原意是在上位者揣摩在下位者的心思，在下位者揣摩在上位者的意图，如此则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做出违背常情的事情。在欧阳修看来，唐太宗的作为其实就是一场政治秀，为了留下好名声而做出虚假的仁政；但和今日同被批评爱作秀的政治人物比较起来，唐太宗放归三百余名囚犯的壮举，纵然是作秀，也秀得有人情，秀得够高明！
墨子云：“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兼爱是墨子的中心思想，亦肯定“天志”。他认为“别相恶，交相贼”是反天意，“兼相爱，交相利”才是顺天意。唯有以交相利取代交相贼，顺从天意，这个世界才会更美好。上下“相贼”而交相利，其实也没什么不好，总比“损人以利己”来得要厚道吧。
“上下交相贼”这句话到了现在，又有不同的用法。例如一篇报道的标题为“太电高层交相贼，掏空百亿元”，说明公司内部高层主管以各种技巧掏空资金，而且尚不止一人，高层数人都参与了非法情事，可说上下皆知情，却同流合污。这个用法不仅是说明该公司高层主管上下连通一气的贪污作为，也将几位犯法者形容为“贼”，那就可是真的“贼”了。
【名句原文】
纵囚论
宋代：欧阳修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创作背景】
《旧唐书》记载：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十二月，唐太宗释放了三百多人死囚回家省亲，并和他们约定要在第二年秋天就回来接受死刑。到了第二年秋天，那些死囚都自动回来，没有一个迟到的，所以唐太宗就把他们全部赦免释放了。这件事一直都被后世的史家所称道。
欧阳修却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他主张法治，不主张人治，认为唐太宗纵囚回家省亲的“人治”实在是不近人情，指其“立异为高，逆情干誉”，他认为皇帝应该遵循“法治”，依国家的法治怎么处置这些死囚就应该怎么处置，所以这种“人治”的特例不可以成为国家的“常法”，于是他写了这篇《纵囚论》，并在文章中进一步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要这么做，目的在于沽名钓誉。
欧阳修的文才是北宋的散文大家，这已是毋庸置疑的事。欧阳修即使是写如此深刻辩驳的文章，在批评、辩驳之中，又带了一点宽恕意味，而且笔锋锐利如断案老吏，其文学之造诣可想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