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左三大家
虽然各有复杂的身世，但一般来说，“江左三大家”都是汉奸。那是明清易代之际，也正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时候。一方面，在巨大的社会动荡里，人生的渺小浮沉生出了许许多多的悲欢离合，而时局的复杂性又远非前代可比；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诗人学术素养都比较好，这是唐朝的大诗人们不能比的，于是，学术素养加上文学才华，在这样独特的时局里产生了许多比杜甫诗歌更要“沉郁顿挫”的作品。
在这些作品里，吴伟业的长篇歌行最是出色，但我这里只能稍稍介绍一下短篇。顺治七年，吴伟业去常熟，拜访钱谦益。当时卞玉京恰在钱府，却对吴伟业避而不见，吴伟业抚今追昔，写下一组《琴河感旧》，这里只选一首：
油壁迎来是旧游，尊前不出背花愁。
缘知薄幸逢应恨，恰便多情唤却羞。
故向闲人偷玉筯，浪传好语到银钩。
五陵年少催归去，隔断红墙十二楼。
当时的这些诗词，背后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所以不像唐诗宋词里很多简单的咏怀诗、咏物词那样容易理解，但你如果熟悉了那些故事，就会读懂这些字面背后潜藏着的太深的沧桑。很多这样的诗词，无论内容的丰富、诗艺的高卓，比纳兰词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惜手法不够通俗，内容不够大众，流传自然不广。每每想起，心里总会为之叫屈。还是毛主席说得好：“无限风光在险峰”，很多好风景的确只能寂寞终老。
人生别易会常难
——《浣溪沙·郊游联句》（出郭寻春春已阑）
出郭寻春春已阑，（陈维崧）
东风吹面不成寒。（秦松龄）
青村几曲到西山。（严绳孙）
并马未须愁路远，（姜宸英）
看花且莫放杯闲。（朱彝尊）
人生别易会常难。（纳兰成德）
这首词可以展示给我们诗词在古代的一种重要功能：社交。
词题《郊游联句》，这事在康熙十八年二三月间，清政府开设博学鸿词科，不少汉人知识分子集于京师。张见阳在自家的别墅邀请众名士宴饮，席间联句，才有了这首《浣溪沙》。
在一起喝酒吃肉的时候，人们总会找些娱乐活动来助兴，于是粗人划拳，雅人联句，各得其乐。容若他们联句，性质就相当于我们说“两只小蜜蜂，飞在花丛中……”为了在酒席上热闹一下，大家增进感情。
联句这种活动大家应该不太陌生，因为在《红楼梦》里就有著名的一次联句活动，才女们写过“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这些脍炙少男少女之口的句子。在现实生活里，尤其是开科考试前后的宴饮、联句活动，一方面是名士切磋，一方面也为今后的官官相护打下基础。新课进士互称同年，称呼主考官为座师，看上去温文尔雅、一团和气，其实是在建立关系网呢。一般的读书人，十年寒窗凭的是埋头真下工夫，等一朝金榜题名，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搭建关系网。我们看到他们的雅，也得想到这背后还有俗，雅与俗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种情况有点像现在的考大学，上了大学以后，学到知识只能说是收获之一，至少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是，大学里的同班、同届、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乃至各系老师，以后都有可能是自己的重要人脉。这世界很少有人可以单打独斗。
搞社交、建立关系网，这需要有共同话语，共同话语基于共同的知识背景，对于古代读书人来说，这些内容需要通过诗词的形式表达出来。为什么诗词是当时的重要功课，因为不掌握这门技术就很难融入主流社会。
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是：写诗填词，无论唱和也好，联句也罢，构成了一种非常中性的、超乎功利的语境。不管是一品大员还是七品芝麻官，在诗词面前一律平等，这就会创造一种愉快的社交环境。现在我们没有这种社交载体了，大家聚会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尴尬，聊车聊房子，穷朋友心里肯定不舒服。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提倡诗词联句，虽然难度很大，但对创建和谐社会肯定会有好处的，呵呵。
容若他们这次郊游联句，用《浣溪沙》的词牌，一共六句，六个人每人一句。开头的是陈维崧，“出郭寻春春已阑”。这一句毫无出彩之处，大白话而已，和李纨那句“一夜北风紧”能有一拼。但我们不要以为那五个人都是凑数，容若才是词坛的唯一主角，事实上陈维崧当时的文坛地位比容若高出太多。单单以词而论，他是阳羡派一代宗师，以大题材、大手笔著称于世，开一代风气之先。
所谓阳羡派，阳羡大略就是现在的江苏宜兴，出紫砂壶的地方。就在清初，小小的阳羡境内词坛名手如云，蔚为壮观，词风以怨诽之情、不平之意著称。为什么会有这种局面，首先因为阳羡虽小，却是个政治敏感地区，明末东林、复社的骨干分子有不少都是这一带人，等到王朝鼎革，阳羡一带殉难烈士之多也是令人瞩目的。汉人天下沦亡，这里又成为隐逸聚集之处，有一种对满清政府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气氛。
陈维崧出身世家，父亲是晚明“四公子”之一的陈贞慧。阳羡派词人多有凭吊故国之思，所以词作才有怨诽之情、不平之意，才有大手笔、大题目。我们可以看一下陈维崧的《夏初临·本意（癸丑三月十九日，用明杨孟载韵）》：
中酒心情，拆绵时节，瞢腾刚送春归。一亩池塘，绿阴浓触帘衣。柳花搅乱晴晖。更画梁、玉剪交飞。贩茶船重，挑笋人忙，山市成围。
蓦然却想，三十年前，铜驼恨积，金谷人稀。划残竹粉，旧愁写向阑西。惆怅移时。镇无聊、掐损蔷薇。许谁知。细柳新蒲，都付鹃啼。
这是一首很好的作品，在平淡中倾诉哀思，浓不可化。为什么不能尽情宣泄，因为题材敏感，正触当局忌讳。词题里的“三月十九日”，就是崇祯皇帝上吊的那天，癸丑年是康熙十二年；词的下片“蓦然却想，三十年前”，点明这首词正是明亡三十年祭。阳羡派每多追怀故国、俯仰今昔的作品，在新朝盛世发出许多不和谐的声音。所以后来清政府要编《四库全书》，要兴文字狱，也不是空穴来风的。为了社会的稳定，和谐掉几个文人几好像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接下来的联句人物，严绳孙和朱彝尊、姜宸英并称“江南三布衣”，以朱彝尊成就最高、名气最大。朱彝尊是经学大师，如果帝制延续下去，他很可能会和颜回、朱熹一起从祀孔庙。他同时也是词坛宗主，是浙西词牌的一面大旗。朱彝尊本来也是写爱情小词起家，有佳作号称独步天下、冠绝群雄，至少不在纳兰词之下，后来岁数大了，风格转为雍容大雅了。容若的填词主张是效法秦观、黄庭坚，走男女情思一路，自谓“眼看鸡犬上天梯，黄九自招秦七共泥犁”，朱彝尊刚好相反，自谓“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
单说朱彝尊的爱情词作，专门有一个集子，叫作《静志居琴趣》，收词八十三首。静志是朱彝尊妻妹的字，这两人曾经有过一段不明不白的恋情。这段故事，比容若的爱情经历更符合美学标准。我们看看《静志居琴趣》里的作品，先看《鹊桥仙·十一月八日》：
一箱书卷，一盘茶磨，移住早梅花下。全家刚上五湖舟，恰添了、个人如画。
月弦初直，霜花乍紧，兰桨中流徐打。寒威不到小篷窗，渐坐近、越罗裙衩。
这样一首小词，通篇竟是一则短短的叙事，这种手法是非常罕见的。不抒情、不用典、不用什么朦胧美的渲染之词，却把那种暗恋的心态写到了极致，读来令人心荡。这已经达到诗艺的最高境界了，整个纳兰词里没有一篇能达到这个水准。
但为什么纳兰词能够流行，《静志居琴趣》现在却没几个人知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纳兰词常有格言名句，朱彝尊却不大搞这个。
对于诗词中的名句，一般人都有一个误解，认为诗词要有格言警句为最好。事实上，诗艺层面上的名句和格言警句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说一首诗里的格言警句鼓舞人心、激扬斗志，如何如何的好，但这种好只是格言意义上的好，绝不是诗艺的好。诗艺要求流畅自如，单独的句子如果太突出、太直白，这是会毁掉全篇的，也会打消掉诗歌的余韵与歧义空间。诗人们对此也有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从古典诗歌到现代诗歌都是这样。莎士比亚把十四行诗从彼特拉克体4433的格式变成了4442，使最后一个诗节变成了两句，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营造警句出来。这是当时的一个革命，但这个手法很快就从主流的诗歌语言里淡化下去了。再如大家熟悉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作为格言，这两句话非常精彩，但从诗艺层面讲，这两句却是败笔。
再如大家都知道纳兰词最有名的句子是“人生若只如初见”，但广大读者都只知道这一句，不知道全篇在讲什么，甚至还常有人想当然地认为全篇就是爱情主题。这首词我在上里详细讲过，这里不再赘述，唯一要讲的是：这首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人生若只如初见”一句使容若变成了一个格言作者，在诗艺上却落了下乘。我的意思可以归结为两句话：第一，格言不等于诗；第二，格言的水平不等于艺术水平。初阶的诗词爱好者往往搞不清这两点区别。
我们再看朱彝尊的一首《桂殿秋》，这首词被况周颐《蕙风词话》评为有清一代压卷之作：
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听春雨，小簟轻衾各自寒。
同样写爱情小词，同样表现朦胧美，静志居词比纳兰词高在哪里？我们看到，纳兰词还偏重于辞藻，诸如前边讲过的“漫惹炉烟双袖紫，空将酒晕一衫青”，“一片晕红才著雨，几丝柔绿乍和烟”，朱彝尊的用语则平和得多，用很自然的语言叙述出一个看似普通的场景，而让这个场景自然表现出人物心态的朦胧情愫与矛盾冲突，张力极大。这里没有博山炉、沉水香，也用不着这些东西。艺术水准的高下，由此立判。
我讲这些，一是交代一下容若其时的人文环境、交游圈子，二是一直想澄清很多人的一个误解，以为有清一代，填词大家只有一个纳兰容若。我们得知道，纳兰词之所以现在很流行，艺术水平只是一个次要原因，更因为它够小资、够通俗、多有格言警句。再有一个原因就是王国维《人间词话》对纳兰词极为推崇，而《人间词话》又成为现代唯一走入大众眼界的词学理论书。但我们得知道，《人间词话》一来只是王国维一家之言，二来这书正好成为古今文艺理论之交，就好比“五四”名家们的白话文，经典地位主要是由时代赋予的，如果以现代眼光来看，实在问题多多。
顺便一提，前段日子有编辑约我写一本讲评《人间词话》的书，要求是完全顺着王国维讲，说只有这样才能被大众市场接受。因为这事我就很能理解“百家讲坛”，有时候真不是不愿意讲真东西，而是广大人民群众不接受。
这书后来没让我写，现在约我续讲纳兰词的这家也约了我讲评《人间词话》，答应可以由着我的意思来写，那时候我就会详细讲讲王国维词学理论的成败利钝，哪些是精辟的，哪些是落伍的，哪些是个人好恶，哪些是不严谨的。现在透这个口风，是希望大家不要神话《人间词话》，也不要神话纳兰词。
话说回来，陈维崧、朱彝尊都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放在诗词史上也是卓然大家，其他秦松龄、姜宸英、严绳孙也都是一时名士，各擅胜场，但这首《浣溪沙》实在联得平平庸庸。从情调上看，只是富贵闲愁而已，难得容若一句“人生别易会长难”作结，给场面添了一些忧郁。但就算这一句也属于陈词滥调，远从唐诗“别时容易见时难”，近到身边的朱彝尊就写过“别离偏比相逢易”。
这种情形，正是联句的特点使然。这事搞社交，不是搞创作，如果有人写得太个性了，其他人就不好下笔了。这不像诗词唱和，大家就同一个主题，乃至同一种形式、同一个韵脚、同样的韵脚用字各自独立创作，很有同台竞技的感觉；更不是自己抒写情怀，尽诉胸中冰炭。再有个性的人，到了场面上也得说些场面话。生活不一定需要艺术，但一定需要场面话，孤高如容若者也未能免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