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戊午上高宗封事》
警句：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
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金国使臣在宋臣王伦的陪同下到达南宋都城临安，即将展开新一轮的宋金和谈。就在前一年里，被囚于金国的宋徽宗和宁德皇后（宋钦宗的生母）先后去世，灵柩能否顺利返还宋境，对于南宋君臣而言既是一个国家感情问题，又是一个事关国体的问题。所以和谈似乎势在必行了。
主动权虽然掌握在金人的手上，宋高宗却并不十分担心，因为自己这边正有精明干练的宰相秦桧主持大局，和平的解决方案总还是可以期许的。只是那些天天如乌鸦一般聒噪的主战派啊，天晓得又会搞出什么乱子？！
倘若我们可以站在金人的角度，一定会感叹这回派出来的两位使臣实在是太有大国荣誉感了。下榻使馆之后，他们并不肯入朝觐见宋高宗，而是要求宋高宗到使馆来跪接诏谕。是的，他们的身份是“江南诏谕使”，是到江南属国发布上国之诏谕的，礼仪上的尊卑问题不容有半点差池。
若站在宋朝士大夫的角度来看，这简直是赤裸裸的挑衅和侮辱。
有人愤愤地说：“小孩子是最不懂事的，可如果指着猪狗让小孩子跪拜，就连小孩子也会发怒。金国人就是猪狗，宋人一个个跪拜在猪狗脚下，连小孩子都觉得羞耻，难道皇帝能够忍心如此吗？！”
若有人私下发出这样的议论，分明是上犯天颜，将皇帝骂作猪狗不如，旁人未必有胆量附和，但这番话并非私下议论，而是认认真真写在表章里递交给皇帝看的。这个胆大包天的人就是胡铨，当时他不过是一名低级文官。
胡铨的这份表章慷慨激昂，洋洋洒洒数千言，被称作《戊午上高宗封事》，传为南宋的一篇名文。胡铨写作的时候，想来已经彻底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了。文中郑重提议，应当将秦桧、王伦等人斩首示众，扣留金国使者，责以大义，再出堂堂之师渡江北伐，如此则士气人心必将大振。若不能如此的话，自己甘愿投海自尽，也不愿在这个小朝廷里苟且偷生。况且以金人的一贯作风，绝不是跪拜称臣、纳币输捐就可以使他们守信的。
这份奏章写出了太多人的心里话，以至于有同情者将其刊印出来，四处散发。不幸这正好让主和派找到了口实，说胡铨煽动舆论以胁迫朝廷，罪不可赦。秦桧的恼羞成怒是可想而知的，随即将胡铨贬谪广州监管盐仓，数年之后又将他发配到更偏远的新州编管。宋代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通观两宋，只有宋高宗在非常时期杀过两人而已，后来还给予相当程度的平反，所以远贬边荒已经算是极严厉的惩罚了。
这样的结局对于胡铨而言并不十分意外，他从从容容地踏上了光荣的荆棘路，在新州瘴疠之地以履险如夷的心态过起了写诗填词的日子。但官场最不缺的就是落井下石的人，当地郡守张棣时刻留意着胡铨的创作动向，他知道胡铨的词卷里一定藏着自己升官发财的敲门砖。
果然过不多久，张棣就如获至宝般地将胡铨的一阕新词献给秦桧，当然，还附上了自己深情款款的批语，很为秦丞相不平。
这首词调寄《好事近》，真是一个太有反讽意味的词牌啊：
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
空使猿惊鹤怨，误薜萝秋月。
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
欲驾巾车归去，恐豺狼当辙。
大意是说，自己做官并非为了富贵，无奈因为刚直不阿被远贬荒蛮，这时局容不得正直的人啊；心中虽有思归之念，却无奈豺狼当道，前路不通。豺狼究竟在影射哪个，自然不言而喻。豺狼确实当道，秦桧以睚眦必报的姿态再将胡铨贬到更为偏远的吉阳军去。吉阳军就是今天的海南三亚，但当时的三亚不是旅游胜地，而是士大夫贬官旅途中的天涯海角。
胡铨就这样拖家带口，再次跋涉于瘴疠之地。张棣特地在自己的部下中挑选了一名向来以严苛著称的人负责押解。胡铨一家人一路上所受的虐待可想而知，就连沿途的路人都为之哀伤落泪。
当行至雷州，即将渡海的时候，忽然发生了一番变故：雷州官吏例行搜检，从押解者的行囊里搜出了私茶。照理说官官相护，有官吏借公事发一点私财并不是什么大事，没有人会认真搜检，就算真的搜检出来，也不会有人认真处置。
但这一次雷州太守王彦恭偏偏要认真一回，将押送胡铨的使者通通逮捕起来，以铁面无私的精神将他们按律定罪。使者既然全部被收押入狱，胡铨这干人犯总还是需要有人押送的，于是王太守“不得不”派出自己的下属接替这个差事，当然，还顺带给了胡铨一家人丰厚的馈赠。若不是有王彦恭的襄助，胡铨断断不可能生至吉阳军了。
王彦恭并不是个文化人，素来不为士大夫所重，只因为这一次在胡铨事件中显露出的胆识和智略，从此再没有哪位文士轻看他。秦桧一党纵然权倾天下，但在那个宣传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他们毕竟还没有办法来左右世道人心。
胡铨论罪，临安沸腾的舆论却并没有在杀一儆百中平息下来。大宋皇帝跪接蛮夷之邦使臣的诏书，这是何等令国体蒙羞、令每一位大宋子民蒙羞的事情。宋高宗本人倒极想下跪的，他的说法其实也不无道理：“士大夫只为自己考虑，想当初朕被金兵追得出海逃难的时候，危在旦夕，就算跪拜一百次难道会有人在意吗？！”
但毕竟中原皇帝跪拜蛮夷使臣，这是亘古未有之奇谈，宋高宗若真的跪了，怕要面临民心离散，再也收拾不起的境地。思前想后，高宗皇帝搬出了帝王居丧期间由宰相代理国政的儒家古礼，派秦桧代自己下跪。幸好金朝使者倒愿意给秦桧面子，使这场和谈总算进行了下去。
这是绍兴八年，合约规定南宋对金称臣，每年进奉白银五十万两，绢五十万匹，金朝则将原本由伪齐管理的河南、陕西地区划给南宋。
南宋自然朝野大哗，而金朝的主战派其实也不满意这次合约的条件，掀起了一场声讨主和派的舆论攻势，如同胡铨请杀秦桧一样，请求杀掉主和派首领挞懒，誓以武力保护“胜利果实”。
翌年，金朝主战派首领兀术撕毁合约，兴兵南下，却败给了岳飞和刘锜的军队。这样的战果令金、宋两国的政治高层同样感到意外，前者于是意识到了和谈的必要，后者于是意识到了若不赶紧见好就收，待金人真在北宋故都扶植起宋钦宗的傀儡政权，那将会把好容易坐上皇位的宋高宗置于何地？再者，金人的毁约南侵已经让胡铨在去年那份引起轩然大波的《戊午上高宗封事》里的预言得到应验，高宗和秦桧一党该情何以堪？！
十二道金牌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段时间，然后是风波亭的冤狱，莫须有的罪名，三大将被夺取兵权，待这一切铺垫工作完成之后，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宋金再次签订合约，这就是宋史上极著名的“绍兴和议”。翌年，金人如约将宋徽宗的灵柩与宋高宗的生母韦太后一并送还临安，宋朝的主和派终于在舆论上可以有一点扬眉吐气的资本了。
胡铨不是说金人不会守信吗？若当真听了胡铨的鬼话，徽宗的灵柩与韦太后恐怕永远也不会返回了，那岂不是置当今皇上于不孝之地吗？！是的，秦桧此时终于可以说出这样一番冠冕堂皇的话了，但这样一番道理又怎么会骗得过世道人心呢？
有正义感的士大夫永远都是胡铨的同情者，但真正敢于明确表态的人并不很多，张元干就是其中最骨鲠的一个。胡铨被贬往新州的时候，张元干以一阕《贺新郎》为他送行，这首词后来传为南宋豪放词的代表作，那词句真有“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气势：
梦绕神州路。
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
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
聚万落、千村狐兔。
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
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
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
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
雁不到、书成谁与。
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
举大白，听《金缕》。
张元干之前已经写过一阕《贺新郎》献给主战派名臣李纲，那首词同样写得气势雄浑，堪与送胡铨的这首媲美：
曳杖危楼去。
斗垂天、沧波万顷，月流烟渚。
扫尽浮云风不定，未放扁舟夜渡。
宿雁落、寒芦深处。
怅望关河空吊影，正人间、鼻息鸣鼍鼓。
谁伴我，醉中舞。
十年一梦扬州路。
倚高寒、愁生故国，气吞骄虏。
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
谩暗涩、铜华尘土。
唤取谪仙平章看，过苕溪、尚许垂纶否。
风浩荡，欲飞举。
张元干早因送李纲的这首《贺新郎》大大地触怒了秦桧，及至送胡铨的《贺新郎》一出，天下传唱，对于词人而言便是一场政治自杀。
捏造莫须有的罪名从来不是难事，张元干很快便经历了入狱、抄家、削除名籍等一连串的打击报复，从此与胡铨做了难兄难弟。在遵循丛林法则的政坛上，正直从来都是一项最致命的生存劣势，幸而人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活着。
胡铨名字考
胡铨，字邦衡。“铨”与“衡”都是“秤”的意思，即称量重量的器具。“邦衡”即国家之秤，唯治国君子可以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