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出自西汉汉武帝《武帝求茂材异等诏》文中：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覂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名句翻译】
名句原文：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覂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名句译文：凡是要建立非常的功勋，就必须依靠非常的人才。所以有狂奔踢人、但却可以跑千里路的马，有力排争议、受世俗嘲讽却能建功立业的人。那些不受驾驭的马，以及不受约束的人，不过是看怎么驾驭罢了。现在下令各州郡立即寻找有才能，以及可以为将军、宰相或者出使远方国家的人。
【名句故事】
其实“唯才即用”、“唯才是举”的主张并不是刘彻的独创，因为三国时的魏武帝曹操表现得比他更为突出。
当时曹操也是求才若渴，更是颁布了三道“求贤令”，要文武百官不拘品德，登用人才。甚至他还要寻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之人，也就是无论此人是否德性不彰、不仁不孝，只要他在治国用兵上有独特的见解，都应该由地方官吏保举出来，使他“得而用之”。
曹操此言一出，自然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他也同时被奉为爱才君主的典范，使后世怀才不遇者更加自叹生不逢时，不得其主。曹操对主动投靠者不仅给予高薪、礼遇有加，并且对敌营中的人才也喜爱备至，例如在见到“威风凛凛”的许褚时心中暗喜，见到“应对如流”的贾诩难掩喜色，并且之后想方设法将他们请至自己的麾下，而事实证明，这些投靠的能人志士确实都为曹魏集团立下了不少的丰功伟业。
由于曹操的形象，既有雄才大略的一面，又有奸诈的一面，有时很难分清这是他的英雄本色，还是奸雄的特性使然，因此人们对他的评价也不尽相同，不过无论如何，他的“求贤”之举还是为他博得了许多好评。
由这个例子或许正可以看出，当一个国家处在百废俱兴的时刻，在上位者由于对“才”的需求，有时甚至可以牺牲一点对“德”的要求。
【名句赏析】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这句话涉及人才选拔的问题，无论古今中外，人才的选拔则一直是关系到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大事，因为只有任人唯“德”，国家可以持久，但是难以强大；任人唯“才”，国家可以强盛，但是难以持久；如果任人唯“亲”，国家就会什么都没有了。“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强调了对人才的肯定。
司马相如也曾经说过：“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意思便是由非常之人才能做出非常之事，而做出非常之事后才会成就非常之功，语意显得更为透彻，并且也更有层次。
不过，非常之人也未必能创立非常之功，也许还有弄巧成拙的危险。在一篇题为《“朗讯事件”的后遗症》的文章里，作者就写到“夫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朗讯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找到自己的‘非常之人’，来扭转局面，恢复朗讯中国的形象，建立‘非常之功’，只有朗讯自己最清楚。”
所谓的“朗讯事件”，起因于朗讯中国分公司的贿赂丑闻，“朗讯”是家国际公司，到了中国开分公司之后，为了开拓市场，因此中国分公司“入乡随俗”地做了一些无法摊在阳光下的“暗盘”动作，俗称“贿赂”。事情曝光后，总公司大为震怒，大刀阔斧地将一群涉嫌在内的高阶官员革职察办，导致朗讯中国分公司在信誉、人事与管理方面面临了空前的危机。
由此可见，就算有“非常之人”做出“非常之事”，但若没有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反而有可能会弄巧成拙，反倒让“非常之功”功亏一篑。当今世界中，寻求“非常之人”做出“非常之事”以成就“非常之功”，虽已成为企业与国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一切的竞争虽然也都是人才的竞争，但每个人在尽力发挥自己的潜能之前，仍不能忘了最基本的“诚信”准则，这样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可爱的、名副其实的“非常之人”。
而最有趣的是，在中国内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竟也被拿来当为一个谜面供人猜字，而这个字谜的正解是“彻”。你想通这其中的所以然了吗？
【名句原文】
武帝求茂材异等诏
西汉：汉武帝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创作背景】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是一位富有雄才大略、又能善用人的盛世君主。汉武帝当初即位之时，所面临的情势相当地严峻，不仅要面对身旁垂涎于他皇位的人，更对匈奴的不断进犯而感到头痛。
刘彻深深明白以一己之力是难以解决眼前之急，因此他即位后“求贤若渴”，立即对汉初的用人政策做了大刀阔斧的调整，而《武帝求茂才异等诏》便是他对选拔人才的主张。他认为对于人才的认定不必局限于资历与德性，只要有特长就该使用，由这篇文章的末尾，刘彻将出使远国的使者与将相并提这一部分来看，便可知他的一片雄心壮志。
刘彻“唯才即用”的观点，实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些关联。因为汉初用人极看重资历，并且任一定的官职还得要有相应的资产标准，凡是两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吏，才可以保举自己的子弟做官。
这种唯“财”即用的制度，不仅造成了人才的退化，也使得贫穷但优秀的人才无法有出头天。因此元朔元年，汉武帝便下了一道“兴廉举孝”的诏书，宣布不讲出身门第，“唯才是举”，并且还把它制度化，哪级官吏“不举孝、不察廉”就免职罢官。
尽管这种举贤法也存在一定的弊病，但至少当时确实有不少人才因此得以施展自己的长材。并且刘彻之所以敢说“覂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也并非是大言不惭，因为事实上，他确实有过人的洞察力，以及高超的驾驭人才技巧。除此之外，他还敢不拘一格地提拔任用人才，像卫青、张骞等人便是破格提升的，并由此造就了汉代版图辽阔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