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千万人吾往矣-韩愈
对大历诗人，很多人的评价是“气骨中衰”，经过了安史之乱的变故后，盛唐的高蹈豪迈已经成为过去，诗人们纵有复兴之志，但也无回天之力了，因此他们大多是以诗歌委婉地表达自己悲苦的人生。
但是诗歌的长河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相对平静之后，注定要进入另一个激流汹涌的险滩。大历诗人的沉郁似乎是在为另一个锋芒毕露的高潮蓄势，这个高潮就是韩愈孟郊和他们倡导的韩孟诗派。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阳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韩愈小时家境艰难，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二十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二十五岁时，他先中进士，然后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只好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官至太子右庶子。
在文学史上，韩愈最著名的是和柳宗元一起反对六朝骈文，倡导了“古文运动”。在诗歌上，他的创作也与散文有异曲同工之处。后人评价韩愈诗歌追求“奇崛险怪”，好涉险猎奇。有些诗歌气势磅礴，颇有盛唐遗风，但是有些也用语生涩，难以卒读。比如他的《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写寺院壁画：
光华闪壁见神鬼，赫赫炎官张火伞。
然云烧树火实骈，金乌下啄赪虬卵。
魂翻眼倒忘处所，赤气冲融无间断。
有如流传上古时，九轮照烛乾坤旱。
整首诗虽然写得怪不可言，但是也极具气势，比起中唐很多诗人的沉吟婉转，也可算别开生面。韩愈诗歌另一个特点就是以文入诗，这可能与他身为最著名的散文家有关。
韩愈既是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散文作家，自然不可能不把散文的写作手法运用到诗中来，就是说，不追求诗句的紧缩，而欣赏诗句的散文美。把散文化倾向引入诗中，也就是所谓的“以文为诗”。
玉川先生洛城里，破屋数间而已矣。一奴长须不裹头，一婢赤脚老无齿。辛勤奉养十余人，上有慈亲下妻子……（《寄卢仝》）
且不说“破屋数间而已矣”是纯粹的散文句，还带之乎者也这类虚词，就是其他各句也都是散文化的，从语序看都符合口语的习惯。不过这种平直浅白的散文句，却又别有一种潇洒自在，读起来使人感到亲切。
——《唐之韵》
而韩愈诗歌主张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大概还是那句“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送孟东野序》）这不仅是他的诗歌主张，同时也是他为人的信条。
不平则鸣
韩愈二十岁考进士，但是三试不第，二十五岁上终于考上了，但是又没能通过吏部的考试，所以没法做官，只好到藩镇手下做幕僚，后来才回京，任四门博士。在当时，人皆以从师学习为耻，而韩愈任博士之后，大胆招收后学，提倡从师，并写下了著名的《师说》，这篇文章直到现在仍然是高中语文课本里的重点篇目。文章开篇就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文章中提到的“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从师观念，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柳宗元评价说：
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愈以是得狂名。
而韩愈的“狂”不仅体现在“好为人师”上，三十六岁时，韩愈担任监察御史，一年天旱人饥，韩愈上书请求减免赋税，得罪了当政的京兆尹李实，于是被贬为阳山令，遭遇了他仕途的第一次重大挫折。直到顺宗退位，宪宗即位，韩愈才回到京城。遭遇了仕途困顿的韩愈，照理说应该汲取教训，不再作狂夫之言了，可是，元和十五年（820年），韩愈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件事，将韩愈以斗士的形象列在了儒家先贤的行列之中，也使他以复杂的身份，被列入了中国文化史、诗歌史和佛教史中。
虽千万人 吾往矣！
佛教传入中国是在西汉末期，到唐代，佛教的发展达到鼎盛阶段。唐代国教本为道教，武则天称帝后，为了与李唐势力抗衡而大力扶植佛教。允许禅宗北宗领袖神秀肩舆上殿，亲加跪礼，供奉于长安内道场。还下令“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造成举国上下崇佛的局面。
武后之后的中宗、肃宗、代宗等皇帝仍崇佛不止，佛教发展到极盛。
佛教的兴盛使很多崇尚儒道的大臣感到了威胁，武德七年，大臣傅奕就上书高祖，说佛经使中国人“不忠不孝”“游手好食”，认为佛教主张的布施和食素其实是愚民们的贪婪虚妄之想。（“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佛教的兴盛，是“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功”，要求禁止佛教的传播。（《旧唐书》卷七十九本传）
中唐之后，由于“国家历经内战，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为逃避之所，寺院又趁均田制度之破坏，扩充庄园，驱使奴婢，并和贵族势力相勾结，避免赋税……在经济上和国家的利益矛盾日深”。（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
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利用佛教中饱私囊者也比比皆是。王维的弟弟、德宗时的宰相王缙就利用职权，唆使五台山几十个和尚“分行郡县，聚众讲说，以求货利”。（屈小强著《白马东来》）
面对佛教的兴盛，以儒家卫道士自居的韩愈深感忧虑。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听说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佛祖释迦牟尼指骨舍利一节，每三十年和尚就将舍利请出供养，并说能致“岁丰人泰”。这年正月，宪宗派太监杜英奇等三十人到法门寺，将佛骨迎到宫内供养。在崇佛风气的影响下，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庶人小民，纷纷施舍财物，以表虔诚，没有财物的，甚至自残身体以示礼敬。“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唐语林》）
在这举国一片念佛声中，韩愈站出来了，在皇帝崇佛，举国痴醉的气氛中，韩愈应该不会不知道自己这样做的后果，但是，他还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尖刻地说：“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甚至说佛骨是“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应该“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这些话在崇信佛教的皇帝看来，何止是大逆不道！而韩愈更让皇帝恼怒的是，他奏章里居然说从东汉明帝以来，好佛的皇帝大多是短命的，好容易有一个在位比较长的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可是死得也太难看——被叛将侯景饿死在台城。于是得出结论：“佛不足信，亦可知矣。”（《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韩愈传》）
宪宗看到奏疏之后大怒，把韩愈的奏疏拿给大臣们看，并要治韩愈死罪。宰相裴度、崔群说情，宪宗说：“韩愈说我崇佛太过，我还可以容忍，但是他说东汉之后信佛的皇帝大多短命，怎能如此狂妄？”于是坚持要处死韩愈，最后，还是在朝廷大臣们的劝谏下，免除了死罪，将韩愈贬到潮州当刺史。
云横秦岭家何在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险遭杀身之祸的韩愈神色黯然地离开了京城，前往八千里路之外的潮州。走到离京师不远的蓝田县时，他的侄孙韩湘，赶来送行，于是，就有了这首被后人咏叹不绝的诗歌。
在当权者的尊严受到挑战的时候，专制政府的效率就一定能达到最高的程度。诗人首句中说早上上奏章，晚上就被贬，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到此时，韩愈也没有低首哀鸣，俯首乞怜，而是敢作敢当，直言是自己“一封朝奏”而引来“夕贬潮州”，铮铮男儿气仍敲击出金石之声。罪是皇帝定的，诗人遵命到贬所，并不意味着就承认自己有罪，即使是差点掉了脑袋，韩愈还是执拗地坚持崇佛是“弊政”，不必说自己为此得罪，即使是丢了性命，也是老而弥坚，无怨无悔。可是，在专制社会，说真话的现实成本太高了。云横秦岭，家园何在？这句诗似乎是一句谶语。韩愈离京时十分仓促，坐着驿车就匆匆出发了。他离开之后，家人也被谴逐，他的小女儿在路上病死了，但是无法安葬，只好草草葬在驿站旁的山下。蓝关的积雪挡住了前路，马似乎也知道诗人的悲怆，举步不前。诗的结尾沉痛，但是又略微有一些苦涩的幽默：知道你来是为了什么事，一定是前来准备为我收尸的吧？
佛教自唐代之后，逐渐走上与儒、道合流的道路，成为支撑中国传统哲学的三只鼎足之一。因此韩愈排佛，后来很多人是不以为然的。柳宗元说韩愈排佛是惑于名而未见实，不知佛教其实是金玉其中的。宋代王安石说，韩愈排佛斥老，与庄子所谓的夏虫无异。苏东坡则说：“韩愈所论不精于理，支离破碎，又往往自叛其说。”其实，韩愈崇佛还是毁佛，对千年以后的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在皇上永远圣明的专制社会，更多的是万姓胪欢的歌颂，或者是遇斥遭贬之后的痛哭流涕叩头悔过。而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宗教表演中，竟然还有一个清醒而固执的读书人，能够在缭绕的香烟中傲然站立，在痴醉的佛号声中，用尽丹田之气，发出一声呐喊，虽然，这喊声也许很快会被钟磬声压倒，被木鱼声掩盖，但是，这声呼号却与两千年前孟子的呼号遥相呼应：“虽千万人，吾往矣！”千年之后，不知道，这样的呼应，是否还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