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出自唐代韩愈《原毁》文中：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
【名句翻译】
名句原文：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
名句译文：古时候的君子，严格而且全面地要求自己，对待别人却宽容而且简约。严格而全面，所以自己不会怠惰；宽容又简约，所以人家就高兴去做好事。
【名句故事】
韩愈在本文中的最后一句话说：“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意思是说，那些在上位而准备有所作为的人，听到我这一番言论，那么这个国家或许可以治理的很好吧。回头再去看本文的开头“古之君子”，这个君子就是指国家的执政阶层，特别是他行文当中屡称尧、舜、周公。所以，韩愈实则是透过论述士大夫的德行问题，告诉执政阶级要如何挑选真正的人才。
古时候的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韩愈称赞古代的君子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风范，正如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篇》）“厚”就是“重以周”；“薄”就是“轻以约”，即要求自己多于别人的意思，要求自己要事事周全，对于别人则是尽量从宽。由于“轻以约”，所以韩愈认为这就是尧、舜、周公的子民都乐于去做善事的原因。
其实，光是韩愈所说的“轻以约”，君子应该还不足以让人乐于为善，主要还是在于：“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礼记·表记篇》）君子待人的宽容在于不会用自己所会的才能去挑剔别人，不会用别人所不会的地方去羞辱别人，这就是君子令人景仰的风范，因此平民百姓才会乐于为善。由此可见，韩愈认为，只有为自己树立高标准，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不怠惰、不松懈的人，才是国家选材的真正目标，才能有风行草偃的效果。
【名句赏析】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说的是做人的标准，表现出一种容人的器度，让人乐于与之相处。和这句名言相反的态度则是：“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汉书·东方朔传》）意即水如果太清澈则鱼儿无法生存，对待他人如果太苛求就会没有朋友；换句话说，如果对待自己的标准是“轻以约”，对待别人的标准是“重以周”，我们就会渐渐失去朋友。
每个人的能力不同，可以达到的标准也不同；我们努力地要求自己，是提升自我，我们宽容地要求别人，也是训练自己。西方有句谚语：“世界上最宽阔的东西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灵。”人的心灵可容纳至小与至大之物，能不能容得进去，端看人的修养与器度。因此，要如何在“重以周”、“轻以约”之间做选择，就端看各位的智能了。
【名句原文】
原毁
唐代：韩愈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
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闻古之人有周公者，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求其所以为周公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艺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
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
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是，其用不足称也。”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
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
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尝试之矣，尝试语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说于言，懦者必说于色矣。
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
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
【创作背景】
本文是“五原”当中的一篇，主旨在于推论“毁谤”的原由。韩愈这个人非常照顾自己的家庭以及他的亲戚，更可以从他的各类文章中发现他对朋友的情义，温厚笃诚，让人无法忽视。《旧唐书·韩愈传》就记载，他认识孟郊、张籍的时候，这两个人还默默无名，但是韩愈“不避寒暑，称荐于公卿间”，而且“诱厉后进”，对于提携后进不遗余力；这种直率的作风与当时士大夫往往妒忌贤能、罢黜异己，真是大相径庭。
然而，像韩愈这样的君子，不谙世务以及在朝廷中的应对进退，屡次遭受贬谪，让他充满挫折感；尤其是三上宰相书后，当朝宰相赵憬、贾耽、卢迈等，没有一个人赏识他的才华。又如韩愈反对唐宪宗迎佛骨而被贬谪潮州，旋即唐宪宗后悔，想要再度重用韩愈时，却被人奏述“终大狂疏”（《旧唐书·韩愈列传》）。韩愈生性狂狷，对于官场的进退应对总是不屑顺从，所以屡遭毁谤而不得志，即使他是个勤政爱民的好官。
韩愈也知道因为有人妒忌他、暗中毁谤他，所以才会有这样坎坷的仕途，因此写下《原毁》一文。《原毁》先从表彰古代君子的做人与待人的原则谈起，再直接切入当时唐代士族阶层的社会现象，讽刺当时士大夫诋毁后进、嫉贤妒能的风气，韩愈并且很仔细地剖析一般人对权势的攀附心态，语词平易近人，却可说是批评得淋漓尽致。这篇作品独到地方是韩愈不引经据典，算是古代散文创作中的一种新形式。整篇文章也采用对比的方式，借由“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的对比，“责己”与“待人”的比较，来畅所欲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