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说真话不要命
公元1022年，宋朝第三任皇帝宋真宗赵恒因病驾崩，临终前命刘皇后垂帘听政，辅佐年仅十二岁的太子继位——这位太子，就是民间传说“狸猫换太子”的主角——赵桢。
在“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中，宋真宗的两个爱妃刘妃与李妃争宠，后来李妃诞下一名男婴，刘妃生怕李妃因此被册封为皇后，便与宫中总管都堂郭槐勾结，趁李妃产后昏迷之际，将血淋淋的剥去皮的狸猫放于李妃卧房，并命宫女将太子勒死。后因宫女不忍，太子逃过一劫，而其生母李妃却因诞下“妖怪”被打入冷宫，直到后来太子历经磨难辗转成为皇帝，母子二人才终于相认。
在历史上，“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虽是子虚乌有，但确有宋仁宗赵桢认母一事。宋仁宗赵桢的生母不是刘皇后，而是刘皇后身边的一名李氏侍女。而他之所以会寄养在刘氏膝下，是因为刘氏自入宫以来一直备受真宗宠幸，只因多年不孕与皇后之位仅差一步，所以她用移花接木之计，将侍女李氏派去服侍皇帝，并在皇帝默许的情况下，将李氏诞下的皇子据为己有。
宋真宗去世后，从皇后变为太后的刘氏把持朝政长达11年之久，直到公元1033年去世，当时二十三岁的赵桢才开始亲政。
刘太后在垂帘听政那些年，做出了一些僭越古代礼制的事。如公元1029年太后生辰，她竟要求皇帝和百官跪在殿前为她祝寿。还有，古代男子到了二十岁要行冠礼，表示已经成年，可宋仁宗到了二十岁，刘太后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完全没有交出权力的意思。
满朝文武大臣有许多人对刘太后的做法不满，可没有人敢站出来反对。这时有个刚入京当官不久的秘阁校理，写了《谏仁宗率百官上皇太后寿奏》《乞太后还政奏》两篇文章，直言上疏，劝谏太后不要混淆了家礼和国礼，因而损害一国之君的威严，还请太后撤帘罢政，把治理国家的大权归还给皇帝——这个敢于直谏不要命的人，就是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
跟直谏死磕到底
宋仁宗赵桢是个有抱负、有仁德的皇帝，因为他的宽厚大度，在他亲政期间，除了铁面无私的“包青天”，还涌现出许多有名的谏臣，而范仲淹便是其中之一。
说起范仲淹，几乎人人都知道他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过，范仲淹这种忧国忧民的抱负与情怀，并非当官以后才有，其实早在十几岁时，他就立下了不为良相就为良医的志向，立志为黎民百姓做点实事。
为实现抱负，公元1009年，在长白山醴泉寺念书的范仲淹“划粥断齑”，留下了一段佳话。这倒不是因为家里贫寒吃不起饭，他之所以这么清苦自律，就是生怕自己在富贵和安乐中失去了志向。范仲淹曾在一首诗中直言不讳：“有客狂且淳，少小爱功名。”这样的性格，注定他在官场不会为了一己之私而选择折中退缩——直谏，哪怕死也要直谏，几乎成了范仲淹毕生的选择。
年少成名的晏殊比范仲淹小两岁，是范仲淹的举荐人，对范仲淹有知遇之恩。公元1027年，晏殊以京官身份任应天府知府，听说了范仲淹在兴化县亲率百姓筑捍海堰之事，对他十分赞赏。次年，在晏殊的举荐下，在地方当了多年小官的范仲淹终于时来运转，被召为秘阁校理，成了一名京官。
秘阁校理是个闲职，官衔不大，却相当于皇帝的文学侍从，不但能经常见到皇帝，还能耳闻不少朝廷机密。当范仲淹上疏太后还权后，作为举荐人的晏殊对他的行为很是不解，责备他这样做太过草率，不仅会被朝中大臣视为沽名钓誉、博取谏臣之名，还会连累举荐他的自己。面对晏殊的提醒与责问，范仲淹给恩公晏殊写了一封长长的书信，义正词严地回复道：“惟惧忠不如金石之坚，直不如药石之良，才不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贤人之清举。”（《上资政晏侍郎书》）意思是，我正是怕辜负了恩公您的举荐，生怕自己称不上忠良，才不顾一切地直谏呀！
不过，范仲淹的这次直谏并没有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此后不久到河中府任通判，也是他自己申请的。
数年后刘太后逝世，皇帝终于亲政。因为范仲淹上一次的上疏事件，宋仁宗对他颇有好感，所以一亲政，就立刻把范仲淹召回京城，让他担任右司谏。这正合了范仲淹的心意——有了言官的身份，便可以直言不讳。
范仲淹入京不久，朝中就发生了因一个巴掌引发的“废后风波”。原来，因宋仁宗宠幸尚、杨两个妃子，惹得郭皇后十分不快。一天，尚妃因当面对郭皇后说了不客气的话，致使郭皇后大打出手。原本，郭皇后是想给尚妃一点教训，不料宋仁宗上来劝架，她的一巴掌竟打在了皇帝身上。
郭皇后为刘太后所立，宋仁宗又对她感情不深，早有了废后之意。巴掌事件后，在一向与郭皇后不和的吕夷简的怂恿下，宋仁宗更是决意要废后。但在范仲淹看来，皇后乃一国之母，“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因此，他在一年中写了许多篇反对废后的奏疏。皇帝被他搞得很烦，直到把他贬官外放到睦州，才落得耳根清净。
不过，历经这么多波折后，范仲淹还是不改耿直忠贞的秉性。公元1035年，废后风波过去后，仁宗又将范仲淹召回京城，对他委以重任，可不到一年，他又因向皇帝直谏当朝宰相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私人与吕夷简交恶，再次被贬出京。
范仲淹被贬饶州后，妻子病故，自己也患了重疾。当时在建德县当县令的梅尧臣写了一首《啄木》和一篇《灵乌赋》寄给他，规劝他不要像乌鸦一样只报忧不报喜，虽然不好的事跟乌鸦无关，但在人们看来乌鸦就意味着凶兆。
范仲淹对梅尧臣的关怀和慰问很感激，但他并不打算改变自己的秉性，在回复梅尧臣的同名《灵乌赋》中，他这样写道：“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焚而可变，孰为英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这，便是铮铮铁骨、一身正气的范仲淹！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官场失意人
公元1040年，西夏开国皇帝元昊破金明寨，围困延州。北宋朝廷派刘平、石元孙两军紧急赶往救援，不料援军在三川口遭遇全歼，刘、石二人被俘，宋朝满朝震惊。
当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韩琦上奏朝廷，希望将范仲淹调往西北边境助他一起歼敌。就这样，业已五十一岁的范仲淹骑上快马，从越州出发，一路匆忙赶往战事吃紧的西北边境，开始了一段虽然短暂却荡气回肠的军旅生涯。
范仲淹是个有文韬武略之才且很实干的人，到西北后，他着力整顿军纪，根据实况采取积极防御战略，渐渐使战局有了扭转之态。然而，作为一名文士，从小在江南长大，此后又一直在江南一带当官，如今却远在边关、与家人相隔千里，看着边塞截然不同的风景，范仲淹不禁胸中波涛起伏，写下了不少感叹生活的诗词。
在北宋初年，词虽较五代时更为普及，但仍以“诗余”的从属地位存在，因此，在范仲淹的诸多诗词中，诗明显要多于词。然而，他的词数量虽少，但每一首都堪称佳作。比如，被后世誉为词中绝唱的《苏幕遮·碧云天》：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词中一“天”一“地”，一“山”一“水”，写出了西北边塞壮阔空旷、秋草离离的景象，这景象与中原、江南是多么不同！然而，夜来望见明月高悬、不禁对月怀人的，又岂止范仲淹一人？可以说，《苏幕遮》一词写出的，正是万千戍边将士的无边寂寥和思乡之情。
《渔家傲·秋思》一词，也是范仲淹在西北任陕西经略副使兼延州知州时所作：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跟《苏幕遮》一样，这也是一首写思乡的词，全词充满了悲凉、壮阔、深沉的意境，而在悲凉之中，又透着戍边将士有家难归的无奈，以及为戍边献身国家的英雄气概。
范仲淹的词作虽然不多，却气象开阔，词境深远，其词风与当时流行的晏殊等人的婉约之风迥然不同，其气势堪与盛唐诗人王昌龄等人的边塞诗相比，可谓开了豪放派的先河。而范仲淹能写出这样的词句，正与他一生正气、胸怀大志的个人特质有关。
公元1043年春，在范仲淹、韩琦等人的努力下，西北边关的布防得到了完善。边境之忧得以缓解，此时，范仲淹的宿敌吕夷简病倒了，晏殊取而代之、成为主持朝政的一把手，而已经亲政十年的宋仁宗也感受到北宋的积弊，迫切想要改变现状——可以说，此时是万事俱备，一切都在朝着有利于变革的方向发展。
就在这年，范仲淹这股“东风”被召回京城，就任参知政事。上任后，他便提出“均公田”“厚农桑”等十项改革措施，在仁宗的许可下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
然而，范仲淹的改革触犯了朝廷上许多官员的切身利益，而皇帝也因后来西夏跟北宋议和而认为国家已太平无事，对推行新政失去了兴趣与决心，故而“庆历新政”犹如昙花一现，不足一年时间就在大臣们的一片反对声中结束了。
公元1045年，力主新政的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人纷纷被贬。此后，一心忧国忧民的范仲淹辗转各地，在邠州、邓州、杭州等地任地方官，再未进入中央权力中心。
英雄迟暮，壮志未酬，即使铁骨铮铮如范仲淹，也难免会有内心伤感的时刻，而《定风波·自前二府镇穰下营百花洲亲制》一词，便是这种愁绪的真实写照：
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浦映花花映浦。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
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悲无欢绪。
毕竟岁月不饶人，范仲淹老了，身体已十分衰弱，纵然他想“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的忧如今有谁知道？又有谁能解？
都说五十而知天命。此时年近花甲的范仲淹即使心有不甘，也不得不认命了。因此才滋生了“百花洲上寻芳去”的归隐之心。
有一年，范仲淹在与跟他同样仕途不得志的好友欧阳修见面喝酒时，写下了《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一词：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在当时的范仲淹看来，像曹操、刘备、孙权这样的英雄人物，用尽权谋，到头来也不过落得三分天下的局面，人的一生长不过百年，年少时无知，年老时病弱，真正大好的年华只有中间短短数十年，纵使用来追求功名利禄，得了高官厚禄又怎样？谁能逃得出老死的结局？
综观《剔银灯》全词，无不透露出一个失意之人对功名的失望。
话虽如此，公元1046年应滕子京之请写下《岳阳楼记》时，时任邓州知府的范仲淹似乎又从消极的情绪中走了出来，故而才能在《岳阳楼记》中写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样的句子。
而范仲淹的确是这样一个豁达之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不论被调到何处，他都依然像年轻时那样干劲十足，尽自己所能为当地百姓施行惠政，直到公元1052年病逝于奔赴颍州任职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