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言律诗虽然兴起于初唐,定型于沈宋,但诗人致力于这种诗体者还不很多,一般人也不重视七言律诗。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所选录的是肃宗至德元载(公元七五六年)至代宗大历末年(公元七七九年)这二十多年间的诗,他在自叙中说:“选者二十六人,诗总一百三十二首。分为两卷,七言附之。”他所选的主要是五言诗,偶有几首七言诗,都编排在各人的五言诗之后,作为附选。这就反映出,直到中唐初期,五言诗仍然是正统,七言诗只是附庸。在律诗中间,五言律的地位也高于七言律。
律诗的“律”是初唐以来逐渐形成的。由于诗人们对声调、音节、对偶的研究逐渐深入,“律”也从宽疏发展到细密。杜甫移居四川以后,作了大量的五、七言律诗。他从丰富的实践中,掌握了律诗的种种条件和变化。他自己说过:“晚节渐于诗律细。”这个“细”字就是细密的意思。他自许晚年的诗,音律极为细密。他又曾写一首诗夸奖他的小儿子宗武,有一联道:“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宗武生日》)这是说宗武近来作诗,已经懂得律法。为了锻炼律法细密的诗句,就得摊开满床的书去找诗料。杜甫给律诗开辟了新的境界。他的律诗里出现了许多新颖的字法和句法,使唐代的律诗,无论在字句结构和思想感情的表现两方面,都达到高度的发展。尽管高仲武当时还不很重视七言诗,但在中唐后期,杜甫的七言律诗已起了很大的影响。
现在选两首杜甫的七言律诗,都是在大历元、二年旅居夔州(今四川奉节)时所作。同时他还写了《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等极有名的七言律诗。但这些都是组诗,最好作为一个整体来欣赏。如果抽取一二首来讲,只是窥豹一斑,不能见到杜甫对同一题目的各种变化处理。现在选讲的两首,从思想内容的角度来评价,未必是杜甫的代表作。我之所以选这两首,企图从一些浅显易懂的作品中找一个“诗律细”的典型。因为诗的内容浅显易懂,可以不必多作字句的解释,而偏重于谈谈律诗的律。
返照
楚王宫北正黄昏,白帝城西过雨痕。
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
衰年肺病惟高枕,绝塞愁时早闭门。
不可久留豺虎乱,南方实有未招魂。
这首诗第一联是把一个景色分两句写。楚王宫北,正是黄昏时候;白帝城西,还可见下过雨的痕迹。楚王宫和白帝城都是夔州的古迹,诗人用来代表夔州,这两句诗只是说夔州雨后斜阳的时候。第二联说斜阳返照到江水上,好像山壁都翻倒在江中,从四面八方聚拢来的云遮蔽了树林,使山下的村庄都看不见了。第三联写自己年迈病肺,只有高枕而卧,况且身在这遥远的边塞,感伤时事的心情,也只好早早闭门,意思是说:没有观赏晚景的心情。夔州是川东的门户,故称绝塞。“愁时”和“肺病”作对,应讲作“哀时”,哀伤时世,不能讲作忧愁的时候。最后一联说:夔州时局不稳,即将有豺虎作乱,这个地方不可久留,一心想回北方去而未能成行。
“豺虎乱”袭用了王粲的《七哀》诗:“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杜甫有《夔府书怀四十韵》长诗一首,其中叙述了当时夔州人民的困苦和军人的跋扈。到大历三年,果然不出诗人所料,发生了杨子琳杀死夔州别驾张忠、据城夺权的乱事。末句意义比较隐晦,旧注以为此句:“言在此屡遭寇乱,旅魂已将惊散也。”(见《杜诗详注》)这是臆解,没有扣上原句字面。“未招魂”不能讲作“旅魂惊散”,而且“南方”二字也没有着落。“实”字是杜甫的特殊字法,有几处用得出人意外。《秋兴》第二首有一句“听猿实下三声泪”,和这里的“实有未招魂”,从来都是含胡读过,没有人讲出作者本意。
我以为,要理解这两个“实”字,都必须揣摩作者的思想基础。屈原被放逐在江南,形容憔悴。他的学生宋玉写了一篇《招魂》,以振作他老师的精神。其中有一句:“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杜甫想到了这一句,用来比喻自己,所以说南方确实还有一个未招归的旅魂,用以表达自己想回北方去的意志。读杜甫此句,如果不联想到宋玉的《招魂》,就无法体会这个“实”字的来历。杜甫还有一首《归梦》诗云:“梦魂归未得,不用楚辞招。”可以作为此句的笺证。吴昌祺释此句云:“南方非久居之地,何无人招我魂而去此土也。”(《删订唐诗解》)沈德潜注云:“己之惊魂,不能招之北归。”(《唐诗别裁》)这两个注都是仅仅阐发诗意,而没有联系《楚辞·招魂》,因而没有接触到“实有”二字的作用。
《水经注》在描写长江巫峡风景的一段中记录了两句渔民的歌谣:“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杜甫思绪中涌现这个歌谣,所以说:听了巫峡的猿啼,真要掉下眼泪。“三声泪”是摘用原句中三个字。其实“三声”是猿啼三声,“泪”是行人旅客听了猿啼而下泪。如果杜甫思绪中没有这两句歌谣为依据,“三声泪”本来不能成为一个词语。杜甫诗集中已注明了这首渔民歌谣,故读者容易了解这个“实”字。但是,除了《唐诗解》以外,都没有注出《招魂》二句,故“南方”与“实有”都使人不易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