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生命中无法承受之痛-杜甫
虽然自己军队的行军速度比起裘利斯·恺撒的军队并没有任何进步，但是在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时候，拿破仑还是豪气万丈地说：“我征服了阿尔卑斯山！”鲁迅先生说拿破仑是狂妄，因为他忘了，如果没有身后的士兵，他只有当俘虏的份。但是我以为，也许这也折射了中西文化的差异：西方文化多为外向征服型，对大自然总是充满了野心；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内敛包容型，始终对自然保持了相当的尊重和崇敬，中国哲学中最极致的境界——天人合一，是人去合天，顺天而行，而绝非对天的征服。面对大自然，中国古人表达得更多的是对永恒自然的敬意，同时反观人生的短促无常，于是生出“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慨叹。所以，同样是登高，在中国古代诗人那里，虽然也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豪壮，但更多的却是忧伤甚至悲凉。于是有王维“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怅然，陈子昂“独怆然而涕下”的悲凉，即使是“登高壮观天地间”，下句“大江茫茫去不还”（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也还是流露出隐隐的失落与惆怅。于是，登高在唐诗中，登上的更多是怅然和凄凉，或者，是一种生命中无法承受的痛。
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安史之乱已经结束四年了，但是，杜甫曾经幻想过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返乡梦想并没能实现，吐蕃军队乘虚攻入长安，各地军阀又乘时而起，争夺地盘。杜甫依托的严武也病逝。失去了依靠的杜甫离开成都草堂，离开了自己生命中最安定的五年，来到了夔州。这一年的秋天，刚刚五十六岁，却已体衰多病的诗人登上了白帝城外的高台，登高远眺，百感交集，写下了这首旷世之作。
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秋季的天是高远的，这湛蓝的天，在有些诗人眼里可能会是晴空一鹤展翅的舞台，或者是苍鹰搏击的战场。但是，在此时的杜甫眼里，天依旧高远，但是却高远得悲凉，高远得凄惨。这时啼叫的猿猴，大概应该是李白经过白帝城时听到的那几只吧？可是，它们的叫声，在遇赦回乡的李白耳中是清朗愉快的，而现在杜甫耳中听到的，却是那样悲哀凄凉。水鸟在沙洲上回旋徘徊，它是否也与诗人一样，不知道自己的家在何处？悲哉，秋之为气也！落叶纷纷，江水滚滚，亿万年来，自然总是这样，周而复始地运转，没有谁会理会一个衰弱的老诗人的悲凉，哪怕他已经漂泊了大半生，哪怕他已经走近了人生的尽头，带着一身病痛，登上这空廓孤寂的高台。江风刚劲，吹动了诗人的鬓发，拂过眼前，那是丝丝的银白，每一根白发上面，都记载着大半生的磨难和艰辛。面对着反反复复落了亿万年的黄叶，奔流了亿万年的江水，短促无常的生命被无穷永恒的宇宙用通透的目光穿过，化为一种久远的悲壮。诗人突然想起，由于年老多病，自己酷爱的杯中物已经开始远离自己了，其实，真正远离自己的，是自己的青春，自己的梦想，自己的生命。
《沧浪诗话》说：“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少陵如节制之师。”李白生性豪放不羁，长于歌行古体诗；杜甫为人沉郁，长于律诗。律诗要求第三联必须对仗，而这首《登高》特别之处在于，其四联每联都是工整的对仗，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胡应麟《诗薮》赞誉它“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而实一意贯串，一气呵成。”他还说：全诗“五十六字，如海底珊瑚，瘦劲难名，沉深莫测，而精光万丈，力量万钧。通章章法、句法、字法，前无昔人，后无来学，微有说者，是杜诗，非唐诗耳。然此诗自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而则沈德潜说此诗“意尽语竭”，我倒愿意把这话当作是对此诗的赞扬：诗人在垂老之际，对着这无边无际的凄凉，似乎是用自己最后的力量，发出了最后一声浩叹，这浩叹行走到尾声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哽咽，变成了断断续续的抽泣，被江风裹挟而去，消失在茫茫的江声浩荡之中，再也没有回来。
两年多之后，杜甫在耒阳的一条船上去世，终年五十九岁。一代诗圣永远地离开了世间，因此，这一年，曾经如繁花一般灿烂的盛唐宣告结束。
唯见林花落，莺啼送客闻
房琯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不讨喜的形象，哪怕他是杜甫的偶像，甚至杜甫为救他差点掉了脑袋。
房琯是唐玄宗、肃宗两朝宰相。房琯，字次律。父融，官至正议大夫、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河南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
天宝十五载、肃宗至德元载（756年）房琯六十岁。六月，安禄山攻破潼关，玄宗仓皇幸蜀，独驰追驾。七月，谒玄宗于普安郡，即日拜文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唐代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是事实上的宰相。此时，房琯也算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中”了。当时杜甫曾经就对房琯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认为他拥有和诸葛亮一样的只手挽狂澜于既倒的能力。同年十月，房琯上疏请自将兵复两京，诏加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等使。率三军战于陈涛斜、青坂，败绩。
房琯失败是与他不懂军事分不开的。史载，房琯读书很多，于是在公元八世纪居然还想恢复春秋时期的车战之法，于是制造了大量战车，为了保持队形，还专门用老牛拉车，以显其稳重。在赵武灵王时代就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战车在房琯的手中被当成了宝贝，重新捡了起来，无奈过时的战车怎么能够抵挡安禄山胡骑如风的攻击，结果官兵在陈涛斜、青坂大败。房琯也因此被撤职，而杜甫却认为失败另有原因，极力为之说话，触怒了皇帝，差点被杀头。
杜甫入蜀后，依附老友剑南西川节度使严武。武性格暴烈，几次差点杀掉杜甫，赖旁人从中相救，杜甫才得以逃生，一次杜甫把严武实在惹火了，严武提剑就要去杀他，结果衣服被蚊帐钩子钩住了，怎么也扯不下来。这时候，旁边的人赶忙去通知严武的母亲，母亲闻讯赶来，为杜甫说话，杜甫才得以逃生。《新唐书》里说，李白的《蜀道难》有“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的句子，实际上就是为杜甫当时的处境担忧。在这种情况下，杜甫对于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房琯（至德二载，杜甫由长安逃至行在凤翔，房琯荐拜左拾遗）之思念也可想而知了。在四川，杜甫写过多首咏叹诸葛亮的诗，其中包括脍炙人口的《蜀相》数章，其实都是以房琯为原型的。
房琯的家就在现今四川广汉，而历史所载的杜甫拜访房琯，饮酒赏鹅的那个湖，其实就是广汉现在的房公湖。我曾看过广汉房琯纪念馆的匾额和碑刻介绍，谈到陈涛斜、青坂之败的时候，介绍上都说虽然房琯不善用兵，但是当时之败其实也与监军宦官干涉军事，逼迫房琯冒进用兵有关，至于房琯拿牛车作战的事情，就避而不谈了。为尊者讳算是国人由来已久的传统。但是，失败就是失败，没有什么其他的好讲，何必一定要抓一个替罪羊来抵债呢？话说回来了，房琯在玄宗朝就是宰相，肃宗灵宝即位，尊玄宗为太上皇，玄宗无奈之下被迫承认自己儿子实际上的篡位行为，这对皇帝父子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本来就很微妙，即使没有陈涛斜、青坂之败，房琯宰相的位子也不一定坐得稳，那么，追究是谁的责任，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真正有意义的，是房琯死后，杜甫凭吊他的墓的时候写的那首《别房太尉墓》诗：
他乡复行役，驻马别孤坟。
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
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
唯见林花落，莺啼送客闻。
功也好，过也好，成也好，败也好，别说是历史，就是在现实中，都是那么扑朔迷离，无法辨清，想要知道到底谁对谁错，早已是枉然，最重要的是，房琯还能拥有杜甫这样一个朋友，在危急关头甚至愿意为自己掉脑袋的朋友，这，才是最重要的。
有一种最大的爱
又呈吴郎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孙涛先生所著《同一首诗》序中有一段话：“萧伯纳说过：许多英国人终生不看莎士比亚，是因为幼年时老师强迫种下的恶果。林语堂也说过，许多中国人离校之后终生不再读诗，是旨趣未到而学校逼其必做所致。失败的语文教育，败坏了我们对美丽诗词的胃口。”这种败坏也许是致命的，因为在老师的威逼和教鞭之下，我们很可能永远地错过了人生中一些最美丽最珍贵的东西。
大历二年（767年），杜甫离开成都，流落到夔州。住在瀼西的一所草堂里。草堂有几棵枣树，附近的一个老寡妇经常过来打枣。杜甫从不干涉。杜甫离开之后，把草堂让给一位姓吴的亲戚，走后，他特地留下了这首诗。
杜甫作诗向来字斟句酌，号称“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是这首诗却不事雕琢，平白如话：前两联交代打枣的妇人是穷困无子的一个老寡妇，告诫亲戚，人不是穷到没路可走的地步，谁愿意去做这样近乎“偷”的事情？她来打枣的时候也是心怀恐惧的，正因为这样，我以前对她都十分亲切，生怕吓着了可怜的妇人。颈联杜甫委婉地对吴郎提出了批评：她来打枣的时候，你做出冷淡的样子也就够了，再插上篱笆，仿佛是真的从此不允许她来打枣，这恐怕也不是你的本意吧？最后一联杜甫的眼光离开了那几株瘦削的枣树和比枣树还要瘦削的老妇人：战乱年代，征赋无穷，和她一样的身处苦难的人还不知道有多少，想起这些，我就不禁潸然泪下。
梁启超先生说，杜甫是“情圣”，因为“他的眼光，常常注视到社会最下层，这一层可怜人的那些状况，别人看不出，他都看出；他们的情绪，别人传不出，他都传出”。其实我想还有一点，就是杜甫在同情受难者的时候，却如梁启超先生所说“作者的精神和那所写之人的精神并合为一”了，但是，他其实总是把自己忘记了。
杜甫七岁学诗，十五岁扬名，但是人生之路却总是遍布坎坷。天宝五载至十四载，他一直困守长安，穷困潦倒。一个大雪的冬夜，当诗人从外面回到家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幼子已经饿死。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杜甫陷贼，逃脱之后奔赴肃宗行在，被授予左拾遗官职，不久又因房琯案忤旨，几乎被杀。后投奔友人剑南西川节度使严武，在成都居住四年，这四年应该是杜甫一生中最安定幸福的四年，但是仍然生活艰难，草堂破陋，“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严武虽是杜甫挚友，但性格凶暴，多次想杀杜甫，赖严武母亲救护，杜甫才幸免于难。四年后严武去世，杜甫失去凭依，带着家人登上了那条漂泊的船。就在写完《又呈吴郎》的第三年，杜甫在湘江支流的一条船上去世，时年五十八岁。
苦难对人的影响，无非三种：最下者埋怨命运不公，由怨天尤人而到仇恨外物，于是堕入魔道；中者以此为动力，改变自己命运，但是若存心不厚，也可能沦为于连之属，即使有朝一日得志，也必为小人；最上者，因其对苦难体会良深，于是更能理会别人之苦难，甚至在面对别人苦难的时候，忘记了自己的苦难，这样的人，命运依旧坎坷，身份依旧卑微，但是灵魂却因此而不朽。杜甫就是这样的人。凡俗人如我辈，能做到中者已属上乘，于是，现在依稀明白，杜甫为何被称为“圣”了。因为他对自然、对万物、对人，有一种近乎执迷不悟的爱，无视自己的命运和苦难，无视自己的颠沛流离，当他对比自己更苦难的人毫无矫饰地表现这种爱的时候，仿佛自己已经是钟鸣鼎食的王公，也许他的确是的，在精神上，他永远是富翁，因为他拥有这样博大的爱。
想起以前读《南史》时看到的陶渊明的一段故事：陶渊明在当那个只能挣五斗米的彭泽令时，没有带家人一起上任。在他任职期间，有一天，他送了一个仆人给儿子，并附上一封信，信里说：
“我把这个人送给你，帮你做些粗活，他也是别人家的孩子，你一定要善待他……”
在我心中，陶渊明的这段话远比他已经被政治化和工具化的厌恶官场黑暗之类的口号诗句要伟大得多。因为与其空泛虚伪地高谈政治，不如把眼光放到自己身边，真正去关心那些需要关心的人。时隔一千多年，郑板桥在一封家书里面也告诫道：
家人（家里的佣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他。凡鱼飧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嬉跳越。若吾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剜肉乎！夫读书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
我们的教育，更多的是教孩子做个强人，从智力到能力，从身体到才艺，据说这个社会是个竞争的社会，如果不能比别人强，就会被抛弃被淘汰，而要不被别人淘汰，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淘汰别人，甚至为此不惜任何手段。于是我不禁悲哀地想到：我们的教育，本质上还是以人为敌的教育。可是，教育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教育的终极是什么，我想，从杜甫，从陶渊明，从郑板桥这里，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启示。
在天地间，有一种最大的爱，它能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任何意识形态，成为永恒的温暖，成为永恒的阳光，它让我们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也为自己赎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