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的在将唐人关于诗的评论研究作一个鸟瞰。其实，我在讲诗的时候，已随时接触到这一方面的情况，本文只是再综合一次而已。诗论、文论，都属于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一个专题。关于唐代诗论，已有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王运熙、方孝岳诸家的专门研究成果，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讲得都很详尽，读者可以参阅。此外，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也讲到过唐人诗论，读者亦可与各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参详。因此，本文只是把唐人诗论作一个提纲挈领的概述，所以名之曰“鸟瞰”。
文学批评，产生于文学繁荣的时代。繁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唐诗在继承齐、梁、陈、隋及北朝的基础上，逐渐繁荣，逐渐形成了本时代的文化特征。王、杨、卢、骆以后诗风大盛，作为唐诗第一个特征的律诗，在声律、体制等各方面都成熟了。从初唐到中唐前期，诗人们所要研究的，主要是格诗的“格”和律诗的“律”，我们合称为“格律”。汉魏以来传统的五言古体诗，唐人称为格诗。格诗要讲究“风骨”。这个名词，到晚唐时，皮日休、陆龟蒙写作“风格”。可知，风格就是风骨。后世文论家没有注意这一字之变，往往把风格与风骨认为是不同的概念，因此就讲不清楚。律诗的“律”，是指音律而言，不是“法律”、“规律”的“律”。所以唐人论律诗，都注意于词句的音乐性。
初唐时期的诗论，较多的是关于律的研究。齐梁诗人沈约首创的四声八病说，在这个时期被重视而采用了。四声是平、上、去、入。在两句诗中，要使字声和谐，就创造并确定了调声的方法，这就是所谓“平仄粘缀”。八病是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都是上下两句之间的声病。例如平头是指上下两句第一字和第二字都同声。如“芳时淑气清，提壶台上倾”一联中，芳、提，都是平声；时、壶，也都是平声，读起来就不美听了，这叫做犯了平头之病。“避忌声病”，也是当时诗人所十分注意的。
律诗要用对偶句。如何作对，也是初唐人最关心的。上官仪首先归纳出六种对法：（一）正名对（即的名对。如以“天地”对“日月”）。（二）同类对（如以“秋雨”对“春风”）。（三）连珠对（如以“微微”对“漠漠”，又名叠字对、重言对）。（四）双声对（如以“槐黄”对“柳绿”，用双声字）。（五）叠韵对（如以“旁皇”对“尚羊”，用叠韵字）。（六）双拟对（如以“花明柳暗”对“月白风清”）。此后就有人接着研究对法。元兢作《髓脑》，提出六种对法；崔氏提出三种对法，皎然提出八种对法。
有一个日本和尚弘法大师，在贞元年间来中国求佛法。他也关心中国诗学，抄集了不少中国诗学资料，回国后编成一书，名曰《文镜秘府论》，以供日本诗家借鉴。我国初、盛唐时期有许多研究诗格的著作，例如元兢的《髓脑》、王昌龄的《诗格》，至今均已亡佚，幸亏《文镜秘府论》中还保存了一部分。《文镜秘府论》的内容，即以研究声病为主。据此书的记录，八病已扩大到“二十八种病”，对法已增添到“二十九种对”。根据此书所反映的情况，可知唐代初期的诗论，集中于研究律诗的声病及对偶。
关于诗的风骨与作用，未见有专书论述。但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曾慨叹“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李白作《古风》诗也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杜甫作《戏为六绝句》，以表示他的诗学观点。他以为作诗应“方驾屈宋”，不应作“刘梁后尘”。这些论调，虽然仅见于片言只语，却分明看得出他们在诗的辞藻及思想内容两方面，都主张恢复到魏晋以上，直到《诗经》、《楚辞》。
元结编《箧中集》，就是针对当时诗家只讲究声病而不注意诗的内容及作用的。他在序文中说：“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辞，不知丧于雅正。然哉？彼则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听而诵之，则未见其可矣。”他虽然批评近世诗人的“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但并不否定这种诗。他以为这种“会谐丝竹”的诗，只能用于私室宴会，让歌儿舞女去讴唱，以供嬉乐；而正宗的诗，则必须风骨雅正，为“方直之士”、“大雅君子”所“听而诵之”。这个观点，就为后来白居易把诗分为讽谕、闲适、感伤三类的根据。
贞元、元和、长庆这一段时期，经梁肃、柳冕、权德舆、独孤及而至于韩愈，古文运动的文艺理论在唐代文学的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有许多思想观点，从初唐以来已有人分别提到，但到韩愈才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他在捍卫儒学的基本思想上，对文学的社会作用与创作方法，提出了明确的口号。他主张“文以载道”，就是说文学作品要有思想性。一般诗人都以诗的功能为“缘情体物”，即歌咏事物，以抒发性情。“载道”就是对“缘情”的否定。他主张为文要“能自树立，不因循”；又主张为文要“务去陈言”、“词必己出”，都是提倡文学的创造性，反对摹仿古人，反对袭用陈言滥调。这些话都是针对当时文风的弊病而说的。
白居易对诗的观点，更为积极。他在给元稹的一封长信中痛快淋漓地讲了诗的意义和作用。他主张诗要为政治服务。在上的统治阶级应当“以诗补察时政”，在下的诗人应当“以歌泄导人情”。诗必须通过比兴手法寓有讽刺时政的作用，所谓“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否则，但有美丽的佳句，而不起讽谕作用，无益于治道，那就只是“嘲风雪，弄花草”的无聊作品而已。他说自己在年轻时，做过许多诗，朋友都以为好，其实还没有认识到写作的责任。年长做官以后，与人谈话，常常关心时事；读书史时，多研求政治得失，于是才知道文章应当为时代而作，诗歌应当为时事而作。这些话，就是说文学创作必须能够反映时代和社会。白居易的诗论，已接近了近代西洋文学中现实主义的理论，但另一方面，也还是继承并发扬了“六义”的传统诗教。
从韩愈到白居易的诗论，虽然如洪钟震雷惊动当代，但在同时代诗人的实践中，可以说没有起多大的作用。温飞卿、李商隐反而把绮辞丽句推上了高峰，贾岛、姚合仍然依靠风云花草才能成诗。这时的诗家，已不必再研求四声的粘缀和八病的避忌，他们所注意的是搜集许多可以摹仿、抄袭、学习的佳句，编成一本摘句图，作为自己的“枕中秘”。例如齐己有《玄机分别要览》一卷，摭录古人诗联，以风、赋、比、兴、雅、颂为分类法。姚合有《诗例》一卷，亦是摘取古人诗联，叙其措意各有体要。李洞有《诗句图》一卷，摘取贾岛警句五十联及其他唐人警句五十联。郑谷有《国风正诀》一卷，亦是摭取诸家诗联，分为六门，注明其比兴意义。这些书现在都不传了。现在只存皎然的《诗式》五卷、张为的《诗人主客图》一卷。这两种书，仍是以摘选佳句为主。总之，从中唐后期至唐末，诗学研究都集中在律诗的句法。
司空图的《诗品》一卷，是唐代诗论中突出的著作。他用二十四首四言诗描写二十四种诗的境界，或谓风格，例如他描写“典雅”的诗境云：
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
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
诗写得很好。但要从这样一首诗中体会典雅的诗境，至多也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诗铭，我以为不能算是文学批评。
施蛰存一九八五年六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