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子厚墓志铭原文
柳子厚墓志铭
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奭，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鸿词，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
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耶？”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遵，涿人，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铭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柳子厚墓志铭赏析
墓志碑板的文字是韩愈最擅长也是写得最多的，他因此而被人讥为“谀墓”。实际上，这是不切合实际的吹毛求疵，只要读一读《殿中少监马君墓志铭》就可明白了。这篇《柳子厚墓志铭》确是韩愈诸多碑铭文中最精彩的。韩愈写这篇文章有很大的难度。一方面，柳宗元是王伾、王叔文所重用的人，而韩愈对二王是深恶痛绝的，当柳宗元仕宦得意之时，正是韩愈远贬阳山，所以两人政见和政治遭遇不同。而作墓志，一个人的仕宦经历又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另一方面，韩愈也很推重柳宗元的散文，以为“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两人的私交也不错，柳宗元临死之前，“遍告诸友，以寄厥子。不鄙谓余，亦托以死”（《祭柳子厚文》），还托韩愈照顾自己的身后之事。这篇文章韩愈就以朋友风义为主线来称赞柳宗元，文章、政事作为旁及的材料。
先看标题，柳宗元在中央是“礼部员外郎”，在地方是“柳州刺史”，按照惯例，墓志铭应写官衔，而这篇文章却根据“朋友相呼以字”的规矩，称《柳子厚墓志铭》，这和《祭柳子厚文》一样，定下朋友的基调。
全文分七段。
第一段写家世，这是墓志文必须写的。唐朝很重门阀牒谱，必须举上代的达官贵人。一开头只称“子厚”，不提姓柳，因为在第二段里有“众谓柳氏有子矣”的话，这儿就可省去“柳”字。在举上世勋业中，提到柳奭，强调“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表明风节。对其父强调两点：一是孝道。唐朝以京官为贵，认为到地方去就是倒霉，而柳镇却“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这种孝行很值得称道，这又和后面对刘禹锡母亲的关切相呼应。二是说他“号为刚直”，表明品格。这是暗为柳宗元参与二王集团辩白。最后“所与游皆当世名人”一句是为下文服务。柳宗元有《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一共记了六十七人（韩愈也列名其中），自言“先君之所与友，凡天下善士举集焉”。韩愈这一句，也是对《先友记》的呼应。
第二段写柳宗元年少得志及遭贬。这里可分三层。从开始到“众谓柳氏有子矣”，是写柳子厚少年意气之盛。柳宗元二十一岁中进士，这年五月父亲去世。“众谓柳氏有子矣”补足第一段的“姓”，而且用他父亲“所与游皆当世名人”的口说出柳氏门中出了人才。这是对柳宗元中进士阶段的充分肯定。自“其后以博学鸿词”至“交口荐誉之”为第二层。这层文章韩愈是煞费苦心的，他先极力强调柳子厚的才能，说明名不虚得。“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表明不是柳宗元去求别人而是别人仰慕他，这和交友已经挂了钩。“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这句话尤其重要，为柳宗元参加二王集团辩解，说明不是柳宗元巴结权贵，而是权贵们想拉拢柳宗元。这样既未抹掉参加二王集团的事实，又为写柳宗元的品格留下余地，同时也伏下第五段“子厚前时少年，不自贵重”的根，为总结他的一生得失做准备。“贞元十九年”至“又例贬永州司马”为第三层，写其骤升和远贬。这层文章也是很不好写的。这对柳宗元一生是大事，所以先写年份，以示郑重。“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表明特殊恩遇。这下面有的本子是这样的：“王叔文、韦执谊用事，拜尚书礼部员外郎，且将大用。遇叔文等败，例出为刺史。”这是柳子厚升沉的关键，不能回避。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认为“疑初本直书，后乃更定也”。这个想法较合情理。在韩愈心目中，王叔文等是小人，不愿让他们的名字玷辱了柳的清白，所以最后定稿改成“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因为当时人或后世读史的人都知道顺宗是听二王和韦执谊的，宪宗掌权把他们引用的人都一例远贬，所以这样写也就够了。应该说明的是，王叔文集团的功过，宋代范仲淹就不同意韩愈及唐史的看法。这是研究唐史的人要解决的问题。而韩愈是把他们看成小人的，又为柳宗元惋惜，所以采用这样的写法，前人称为得体。这一层着重说明升官不是柳宗元自己钻营的，遭贬也不是柳宗元本身的罪过，是受人连累。这又和上一层“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挂了钩。
第三段写在永州的刻苦为词章和在柳州的政绩。分两部分。至“而自肆于山水间”为第一部分，表明柳宗元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永州，这为第五段总结一生的得失安下伏线。自“元和中”起写在柳州的政绩。这里不可不写，因为柳州四年表现出柳宗元为政的才能，但如果写得过多就冲淡了风义和文学的内容，所以着重选一件最重大的政绩来详写，那就是解决男女质钱而被没为奴婢的陋俗。这件事韩愈在袁州也这样办的。“衡湘以南”以下，是写柳宗元传播文化的功劳，这和这一段开头“刻苦”为文又是相呼应的。柳宗元在柳州的政绩主要在此后写的《柳州罗池庙碑》中详尽表现。
第四段是这篇墓志中最富感情也最为激昂慷慨的段落。一开头特别用重笔提上段的事：“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这件事按顺序应该叙在到柳州上任之前，但那样就不能突出柳宗元对朋友的风义。这次是因为刘禹锡写《玄都观看花诗》恼怒了执政，柳宗元也跟着倒霉，但柳不但不怨刘，而且为刘着想，要冒死上请。主要理由是刘有老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第一段叙柳镇时就强调了孝道，这是柳宗元继承父亲的孝道的具体表现，推己以及人。“呜呼”以下是就这件事发的感慨。在祭文中韩愈已发出“凡今之交，观势厚薄”的感叹。这段议论以“士穷乃见节义”为纲，把小人的嘴脸刻露殆尽。用“平居里巷”时的信誓旦旦，来和“一旦临小利害”时的落井下石做对比，“利害”前着一“小”字，又加上“仅如毛发比”来和平居“握手出肺肝相示”那些话对照，该是何等强烈！结语是“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说得非常有分寸。《孟子》上说“闻伯夷之风”“闻柳下惠之风”，表明他们的影响之深。这里韩愈不说他们能幡然悔悟，而用“少愧”二字，表明这些人全无心肝，也该有点惭愧。这段全用对比：柳宗元的行为和现在一般人是一大对比，这批人的“平居”和“一旦临小利害”又是一大对比。而结句仍然回到柳子厚的风义上。
第五段是对柳一生得失的总评。分四层。至“道不行于时也”是对柳子厚遭遇的惋惜。“顾藉”，有人属上读（作“不自贵重顾藉”），当“顾惜”讲，但“贵重”应该包括“顾惜”之意，不如当“只是”意属下句，写子厚少年时把功业看得太简单，和第二段呼应。再进一步，废退之后，又没有得力的朋友援引，因此不得志而死。“才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这是为当世惋惜。“使子厚在台省时”至“且必复用不穷”，是从反面设想，子厚有可能不被贬斥，贬斥后也有可能复用，这和第一层正相对应。这些话都充满惋惜与同情。“然”字一转，把前面两层意思反过来了。这和第三段“居闲益自刻苦”那些话呼应，前面是为子厚惋惜，这里变成为子厚庆幸，因为文章无疑必传于后。这是第三层。“虽使”以下，比较得失，把前三层意思总起来作比较：一是生前富贵，死后无名，一是生前困顿，文章必传。“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不说煞，耐人寻味。因为“太上有三不朽”（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立言是“不朽”之一，而“为将相于一时”，死与草木同腐者多矣，结论不言自明。这段文章是对子厚一生得失的总结，先为之惋惜，后为之庆慰，波澜起伏，充满友情，假使子厚地下有知，亦当不以贬谪为憾事。不是深交，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字，这也是《祭文》中“富贵无能，磨灭谁纪。子之自著，表表愈伟”那段话的发挥。
第六段写子厚之死及归葬。写出死日及年岁，生年即可推知；归葬在古人看作大事，所以要写；然后写子嗣：这些都是墓铭里少不了的。子厚的子女很小，不可能营葬，所以从费用和人力两方面点出裴行立和卢遵。“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这几句话仍然扣紧朋友之义这根主线。对卢遵，韩愈不但写了他对子厚的亲密关系，特别是患难中相从，而且叮咛嘱咐：“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是表扬，也带有勉励口吻。这段文章既表现子厚终于获朋友之助，归葬故土，也表现韩愈对子厚家室子女未来的关切，同样是深厚友情的流露。
第七段是铭辞。这个铭辞特别短，只有两个韵脚（“安”和“人”古音通押），三句话。但如果了解柳子厚生前在永州就以无后为忧（见《寄许京兆孟容书》），死后小孩特别小，临死“遍告诸友，以寄厥子”，那么这三句话是对死者最大的安慰。同样表现出韩愈对柳的一往情深。
一般墓铭多以纪事为主，容易板滞，韩愈此篇却神采飞动，原因在抓住朋友之义为主线，结合文章成就，极写柳子厚的高风亮节，而又痛斥世俗酒肉之交，处处表现深厚的朋友之情。在叙事上力求简净生动，多用逆笔，正反夹说，将实事化虚，显得空灵。后世如“酒食征逐”“落井下石”等成语就导源于此篇，也可见韩愈在语言上的深刻影响。刘禹锡也是以文豪自命的。他在《河东先生集序》中说：“凡子厚名氏与仕与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志若祭文在，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可见刘对韩愈这两篇文章的推重，认为真正写出了柳的主要精神。
（周本淳）
柳子厚墓志铭注释
1、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西南）人。世称柳河东。曾任柳州（今属广西）刺史，又称柳柳州。与韩愈皆倡导古文运动，并称“韩柳”。
2、“七世祖庆”三句：柳宗元《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云：“六代祖讳庆，后魏侍中平齐公，五代祖讳旦，周中书侍郎济阴公。”与韩愈所叙有出入。有人怀疑“侍中”后面脱去“封平齐公，六世祖旦为周中书侍郎”若干字，也有人怀疑柳庆也封为“济阴公”而史书漏略。拓跋，北魏皇族的姓。
3、曾伯祖奭（shì）：上引柳文谓“曾祖讳奭”，那么从柳宗元说应是“高伯祖”，疑“曾”字是“高”字传写错误。还有人怀疑祖父以上各代都可称“曾祖”。这些都无法考订。写墓志铭是根据死者亲属提供的“行状”，柳宗元死时子女都很幼小，很可能抄送给韩愈的参考材料有脱误，以致和柳宗元有关文字矛盾。在古人这算大问题，但在今天对理解这篇文章，并无大碍。
4、褚遂良（596—658或597—659）：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一作阳翟（今河南禹州）人。官至中书令。受太宗遗诏辅政。以谏高宗废王皇后，为武后所恶，后忧忿而死。精于书法，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为唐初四大书法家。韩瑗（606—659）：字伯玉，雍州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曾任宰相。反对高宗废王皇后，又为褚遂良辩护，为武后所恶。
5、武后：武则天（624—705），名曌，唐高宗后，后为武周皇帝，公元690—705年在位。
6、高宗（628—683）：即李治，唐代皇帝。公元649—683年在位。
7、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贞元为唐德宗年号。
8、永州：今湖南永州市。
9、中山：治今河北定州。刘梦得：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自言系出中山。曾任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世称刘宾客。与柳宗元交谊很深，世人并称“刘柳”。
10、播州：治今贵州遵义市。
11、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元和为唐宪宗年号。
12、涿（zhuō）：涿州，治今河北涿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