圬者王承福传原文
圬者王承福传
圬之为技，贱且劳者也，有业之，其色若自得者。听其言，约而尽。问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为京兆长安农夫。天宝之乱，发人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勋，弃之来归，丧其土田，手镘衣食，余三十年，舍于市之主人，而归其屋食之当焉，视时屋食之贵贱，而上下其圬之佣以偿之，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
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与帛，必蚕绩而后成者也；其他所以养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后完也。吾皆赖之。然人不可遍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夫镘易能，可力焉，又诚有功，取其直，虽劳无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心，难强而有智也，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择其易为而无愧者取焉。嘻！吾操镘以入贵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过之，则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过之，则为墟矣。问之其邻，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孙不能有也。或曰：死而归之官也。吾以是观之，非所谓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择其才之称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邪？将贵富难守，薄功而厚飨之者邪？抑丰悴有时，一去一来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悯焉，是故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乐富贵而悲贫贱，我岂异于人哉！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谓劳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则心又劳也，一身而二任焉，虽圣者不可能也。
愈始闻而惑之，又从而思之，盖贤者也，盖所谓独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讥焉，谓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其学杨朱之道者邪？杨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为劳心，不肯一动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虽然，其贤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济其生之欲，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其亦远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为之传，而自鉴焉。
圬者王承福传赏析
圬，粉刷墙壁；圬者，粉刷墙壁的工匠，也就是“泥水匠”，这在封建社会属于所谓“贱业”。韩愈为一位操贱业的泥水匠立传，说明他不轻视劳动人民。但是，王承福是否真有其人，尚可存疑。因为通观全文，与其说是为某一位劳动人民立传，不如说宣扬或发挥作者本人的某种思想。这一点，前人看出的不多，只有清人蔡铸说：“按‘王其姓，承福其名’，不必有其人也，不必有其事也。公疾当世之‘食焉而怠其事’者，特借圬者口中以警之耳。凭空结撰，此文家无中生有法也。”（《古文评注补正全集》）这话很有见地。但韩愈所不满的，并不仅是“食焉而怠其事”一端；他所要宣扬和发挥的，乃是儒家为建立和维持封建社会组织机制而提出的“社会分工论”。
儒家的社会分工思想，集中到两句话，就是孟子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孟子的谈话，举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百工必须各司其职，各尽其能。韩愈写了《原道》，阐发这一思想：“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后人因为这后一句“则诛”，便说韩愈站在封建反动统治阶级立场，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威胁。这是仅从表面看问题。从儒家主张的社会分工秩序来看，这正是维系封建社会运行机制的必要手段，何况对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君与臣，同样也规定了他们的职责，失职的将“失其所以为”君或臣的，他们同样也要承担失职的处分。
这篇《圬者王承福传》中，泥水匠王承福的处世观点，同《孟子》和韩愈《原道》中表达的社会分工思想观点是一致的。王承福说：“然人不可遍为（指一个人不能兼做百工的事），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就是《原道》说的“君者出令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就是《原道》说的“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就是《孟子》说的“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就是《孟子》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此，可以说这篇传是《原道》的续篇。《原道》是一篇政治论文，这篇传则是一篇政治性传记，虽然王承福不必实有其人。《原道》从理论上对儒家社会分工论作了论证，这篇传则落实到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个人，用较为艺术的手法证实儒家拥护的封建社会存在的正确性与合理性。
但是，王承福不是一个艺术形象。在韩愈笔下，他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韩愈无意为他点染音容笑貌。在这篇传里，他被描写成为一个社会思想者和社会观察者。通过他的思考，肯定社会分工的必要性，统治阶级有权统治劳动人民，劳动人民有义务服从统治阶级的统治。通过他的眼睛，观察“贵富之家”即统治阶级“食焉而怠其事”所受到的惩罚，如他所说的“必有天殃”，对他们提出了警告。他列举了“贵富之家”所受的“天殃”：“刑戮也”，“身既死，而其子孙不能有也”，“死而归之官也”。这些，他都归之于“食焉而怠其事”所致。其实，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周期性的财产与权势再分配的循环，任何时代都在不断重复出现的。王承福看到这种现象，他也发出这样的疑问：“将贵富难守，薄功而厚飨之者邪（付出很少的劳绩，得到过分的报酬）？抑丰悴有时（贵与贱、好与坏不时交替变换），一去一来而不可常（永久）者邪？”似乎提出问题，但只要去掉前后的疑问语词，答案已在其中。王承福之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他站在第三者亦即旁观者的立场，所以他是一个社会观察者。只有头脑冷静的人，才能做出这样的分析。
照此看来，王承福已经超越了他作为劳动人民的思想，韩愈笔下的这个人物是否真实可信呢？王承福既是泥水匠，处于社会的底层，是被剥削者，怎么可能拥护剥削阶级的统治呢？但是，我们知道，“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王承福接受并拥护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完全可能的。此其一。儒家的社会分工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论点，过去曾被认为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谬论，但从劳动分工的角度看，确有脑力与体力之分，不能一概斥之为欺骗人民的反动谬论。社会的分工，任何时代都是必要的，主要看站在什么立场讲话。此其二。因此，王承福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虚假代言人，而是当日社会的真实人物。前面曾说王承福不必实有其人，这里又说他是真实的人物，不是前后矛盾吗？不必实有其人，并不是说没有这一类型的人物。像王承福这一类型的人物，在封建社会里还是普遍存在的，不过认识有深浅，性格有差异罢了。
然而王承福虽然接受了儒家的社会分工思想，安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分工观点，却不是一个积极分子。他自居劳力，不愿再去劳心；劳力只求养活自己，不愿再去劳心养育妻子。他的理论是“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则心又劳也，一身而二任焉，虽圣者不可能也”。这同儒家的积极有为思想是直接违背的，因此韩愈一方面肯定他贤于那些患得患失和贪邪亡道之徒，但也严厉批评他“不肯一动其心以畜其妻子”的“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的杨朱思想。他写这篇传的用意也就在此。
从结构来看，这篇传由四段构成。第一段叙述王承福的出身和经历；第二段由王承福自述他对社会分工的看法，以及他对“贵富之家”兴衰丰悴的感慨；第三段仍由王承福自述他的“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第四段则是作者韩愈对王承福的评论，揭出写传的主旨所在。各段有明确的中心，言简意赅，语语相扣，一气而下。如第二段写“贵富之家”的败落衰亡，连用三个“或曰”和三个“非”如何如何，既是并列句，层次很分明，又是一句追一句，把王承福眼中的所闻所见说得何等透彻，确是道出了封建社会的痼疾。
安史之乱在天宝末载（755），王承福从军“持弓矢十三年”，则是代宗大历三年（768）；又三十年，是德宗贞元十四年（798），这年韩愈在汴州宣武军幕府。传中说“余三十年”是三十多年，王承福在长安已做了多年的泥水匠；贞元十七年，韩愈来京师调选，是年三十四岁，这篇传可能就是这年作的。
这篇作品名为“传”，但以说理为主，不论其思想或艺术，都显示了韩愈散文的特色，不回避社会问题，面对现实，观察深刻，鞭辟入里，是一篇值得仔细阅读的文章。
（钱伯城）
圬者王承福传注释
1、杨朱：战国时学者，主张“为我”学说。《孟子》《庄子》《韩非子》载有他的事迹和言论。《列子》有《杨朱篇》，多记杨朱之言以及他和墨子弟子禽滑厘的辩论。
2、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这是孔子说的话：“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见《论语·阳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