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赏析-白居易的诗

来源:网络整理 时间:2024-09-05 02:39

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原文

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

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

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

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

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

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辞。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

《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赏析-白居易的诗

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赏析

元和十年(815)六月(《旧唐书·白居易传》作七月),唐朝发生了一个震惊朝野的大事件:宰相武元衡被刺身亡。时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上疏言事,请捕刺客,以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亦有素恶居易者指摘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坠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担任朝官。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此诗即是写于由长安至江州的途中,白居易时年四十四岁。

在李白和杜甫生前,二者虽各有诗名,但很少被并称。但到中唐以后,将二人并称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像韩愈,就有一首很有名的《调张籍》诗:“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在《荐士》诗里他又说:“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后来相继生,亦各臻阃隩。”李、杜俨然已经成为唐诗传统最重要的开创者。至于元稹,在将李、杜并称之余,更是对二者进行了比量:“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摹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自此开启了千百年来的李杜优劣论争。

白居易的这首《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虽然亦将李杜并列,但并没有对二者的诗艺进行比较,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对二人的生平和创作进行了解读。在对李、杜二人生平与创作关系的剖析中,白居易不仅阐明了李、杜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而且再一次高扬了儒家“写人生”的文学旗帜。

“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翰林”,指李白。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天宝初,召见于金銮殿,玄宗明皇帝降辇步迎,如见园、绮。论当世务,草答蕃书,辩如悬河,笔无停缀。玄宗嘉之,以宝床方丈赐食于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无比俦。遂直翰林,专掌密命。”“员外”指杜甫。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京师乱,步谒行在,拜左拾遗。岁余,以直言失官,出为华州司功,寻迁京兆功曹。剑南节度严武状为工部员外郎,参谋军事。旋又弃去,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九。”李白在被玄宗召见后不久,即因不见容于朝而再次离开长安,再游东南。在经过了一番波折和漂泊之后,李白最后卒于宣城。“江左日”指的就是这段日子。“剑南时”的所指已见上引文。当时杜甫在四川依附于剑南节度使严武,严武虽为杜甫提供庇护,但据说对其甚怀嫉恨,每欲杀之(事参《新唐书·杜甫传》)。关于杜甫和严武之间真正的关系,学者们有不同说法,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日子终归是不好过的。老杜当时生活的困苦,已屡屡见于他的诗歌当中。

“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此时此刻,同样处在漂泊途中的白居易自然而然地联想起了这两位前代名家的命运。白居易所处的时代,唐王朝虽已今非昔比,但好在天下大体太平。比起李白、杜甫不仅得不到高官,更遭逢安史之乱的命运来说,白居易多多少少算是幸运了。逋,逃窜。逋客,意谓漂泊流亡的人,指杜甫。谪仙,自不必说,是指李白了。浮世无常,连这位豪放的“谪仙人”都要悲伤不已了。

然而,时事不幸诗家幸。正是因为遭遇了这些挫折和不幸,李、杜二人才有了澎湃不息的创作激情。“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韩愈曾有言:“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送孟东野序》)痛苦的命运成就了李、杜二人的诗名,其影响甚至远播于四夷。

“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辞。”供,本意是提供、供给,这里则应是与“待”互文,意谓“需要”。李白曾创作过《清平调》词进献玄宗,而杜甫则创造了诸多“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的歌行体诗,这些诗(词)在本质上均属于“乐府新辞”。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这最后的一句,包含着极为复杂的情绪。表面上这像是在对李杜发言:“二位,你们要理解老天的意思啊。正是因为人间需要好的诗歌,他才赐给你们这样不幸的命运啊!”其实背后却包含着对于自己的开解:“老天大约也是要成就我的诗名吧,才赋予我和李、杜同样的命运。”这其中既有无奈,亦有豁达,既蕴藏委屈,亦包含坚守。《旧唐书·白居易传》说“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由此诗观之,良非如是。

到了宋代以后,学者们从儒家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出发,对杜甫的评价日高,渐有压过李白之势。白居易本身亦是一个儒者,但他的这首诗却并没有做出任何过激的评价。他是将李白和杜甫重新还原到了各自的人生境遇之中,以生命为基础,去对他们的创作进行领悟。他的这种评价方式有些类似于后来存在主义文论所讲的“在存在中的相遇”。通过这种领悟,他不仅在历史中寻找到了知己,亦使得自己的文学使命感得以继续保持。

(刘竞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