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揵术
原文
君臣上下之事。有远而亲，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事皆有内揵，素结本始。或结以道德，或结以党友，或结以财货，或结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则入，欲出则出，欲亲则亲，欲疏则疏。欲就则就，欲去则去，欲求则求，欲思则思。若稚蜘母之从其子也，出无间，入无朕，独往独来，莫之能止。内者进说辞，揵者，揵所谋也。欲说者，务隐度;计事者，务循顺。阴虑可否，明言得失，以御其志。
案例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忠告的话听起来一般都让人难以接受，甚至会引起他人反感或抵抗，取得相反的效果。难道良药就一定苦口、忠言就一定逆耳吗？事实并非如此。鬼谷子认为：在想游说别人时，只要做到“务隐度;计事者，务循顺”，也就是说，首先要了解被游说的人的真实情况，分析和揣度他的内心世界，然后再“对症下药”，这样才能“合其道”、顺其意、称其心，使对方顺利接受自己的主张。所以说，游说成功的关键在于：掌握对方的真实情况与真实心理。
春秋战国时期，晋灵公贪图享乐，让人给他造一座九层的琼台。这一工程耗资巨大，劳民伤财，朝野上下一片反对之声，晋灵公一概不听，还下令说：“谁敢再进谏，格杀勿论！”晋国有个能臣叫荀息，他知道此事后，便来求见晋灵公。晋灵公竟命令武士在暗处弯弓搭箭，只要荀息一开口劝谏，便立刻把他射死。谁知荀息见到晋灵公后，并没有提到琼台的事，而是要求给晋灵公表演杂技以博一笑。晋灵公高兴地答应了。荀息先把十二颗棋子摞起来，再把鸡蛋一个个摞上去。晋灵公看得提心吊胆，不禁在一旁大叫道：“危险！”
荀息慢条斯理地说：“这算什么，还有比这更危险的呢！”晋灵公忙问：“还有什么比这更危险？”荀息说：“大王，您要造九层高台，造了三年，尚未完工，弄得民不聊生，男人们都被征调到工地去了，留下女人种庄稼，如果以后没有收成，国库就会空虚。一旦外敌入侵，国家危在旦夕，难道这不更危险吗？”晋灵公听后，觉得确实很危险，弄不好要亡国，立刻下令停止了琼台的建造。
荀息用巧妙的方式，先以杂耍吸引晋灵公的注意力，再通过摞鸡蛋的演示向晋灵公形象地说明了国家面临的局面，使晋灵公停止了琼台的兴建。
顺其意、称其心，是游说的前提和基础。
在城濮之战中，郑文公曾经出兵帮助楚国打晋国，所以晋文公怀恨在心，一心想灭掉郑国。他派人去给秦穆公送信，约秦国一同出兵攻打郑国。秦穆公也正想向东扩张势力，便痛痛快快答应了。
郑文公哪见过这阵势？急得不知如何是好。郑国大夫叔詹对郑文公说：“秦晋两国力量强大，我们打不过他们。如果能够说服秦国退兵，只剩下一个晋国，那就好对付了。”郑文公说：“派谁去劝说秦国退兵呢？”有人推荐一位名叫烛之武的大夫。郑文公叫人把他请来。
烛之武来了，大家一看，原来是个白发苍苍，弯腰驼背，走路一瘸一拐，快要入土的老头子，都暗自发笑。郑文公却恭恭敬敬地对烛之武说：“听说先生能言善辩，想请您去见秦穆公，劝他退兵，不知先生意下如何？”烛之武说：“您太抬举我了。我年富力强的时候都没有能够为国家做点事情，如今上了年纪，还有什么用呢？”郑文公听这老头子话里有话，有感慨自己不被重用的意思，连忙说：“过去没有重用先生，那是我的过错。现在国家危急，请先生辛苦一趟吧。要是郑国亡了，对先生也不利呀。”烛之武见郑文公挺诚恳，说的话又有理，便答应了。
最后，烛之武靠着“三寸不烂之舌”，向秦穆公陈述攻打郑国的利害关系，不仅使秦穆公撤退了进攻的兵力，还留下两千秦兵帮助郑国守卫。
郑文公算是善于发现他人内心的真实想法，他听了烛之武看似自谦的话，捕捉到了他话里的不满之意，赶紧道歉，从而感动了烛之武，化解了一场危机。
韩非子说：谏诤之难，不在于自己要有足可进言的见识，也不在于把自己的意见表达清楚，更不在于要有足够的胆量、勇气把话说完，而在于如何看透对方喜恶心理，然后根据其需要，提出自己的意见。
原文
方来应时，以合其谋。详思来揵，往应适当也。夫内有不合者，不可施行也。乃揣切时宜，从便所为，以求其变。以变求内者，若管取揵。
案例
鬼谷子认为，作为臣子，向君王进言时都讲究要切中时宜，这样做，在不致使自己遭受危险时，还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李斯生于战国末期，他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出力很多，被封为宰相之职。秦始皇死后，由于受赵高的诱惑，和赵高一起假造圣旨，害死了公子扶苏，把胡亥推上了王位。
胡亥继位后，一天到晚花天酒地，胡作非为，赵高日益受到宠信，地位也不断升高。但是李斯身为宰相，对赵高的地位构成了威胁，赵高决定除掉李斯，于是，他决定寻找机会。
胡亥更加荒唐了，李斯身为宰相，觉得应该劝谏一下，但是，由于胡亥不理朝政，李斯根本找不到机会。于是，李斯找到赵高，让他想办法。赵高一口答应了下来。
时隔不久，赵高就告诉李斯，说皇上在某某宫，可以在那里找到他。李斯谢过赵高，找到了胡亥。胡亥当时正在和嫔妃宫女玩乐，看见李斯来很扫兴，大怒，喝斥他下去。从此，李斯被胡亥彻底冷落。
其实，这正是赵高的奸计。他有意在胡亥正玩得开心的时候让李斯去进谏，说一些胡亥不高兴的话，胡亥能不恨李斯吗？这个例子能从一个侧面说明进言的时机十分重要。
明朝的魏忠贤为了把持朝政，也有意玩这一招。
明代的天启皇帝朱由校是一个长年不见大臣的人，那么，他在宫中干些什么呢？除了声色犬马之外，他还有一个特殊的嗜好，就是爱干木工活，他曾经亲自用大木桶、铜缸之类的容器，凿孔、装上机关，做成喷泉等各种水戏，他看了乐不可支;而更多时候，他锯锯刨刨，制成各种精巧的楼台亭阁，还亲自动手上漆彩绘，他常年乐此不疲，每当入迷的时候，简直到了物我皆忘的地步。
狡猾的权奸魏忠贤便利用了这一点，每当朱由校专心在制作时，他便在一旁不住口地喝彩、夸奖，说什么“老天爷赐给万岁爷如此的聪明，凡人哪能做得到啊”！皇帝听了更是得意，也更专心了。就在这种时刻，魏忠贤便以朝中之事向他启奏，他哪里还会对这些事有兴趣呢？便不耐烦地挥挥手说：“我已经知道了，你自己看着办吧，别再麻烦我。”
魏忠贤就这样把大权抓在手中，皇帝成了没用的摆设。
即便我们拥有明确的信念，有时也要根据对方的实际情况，隐藏自己的想法，或者说些和自己的想法不同的观点来迎合对方。中国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韩非子认为，在看透对方心意之前，不能轻易说出自己的意见。假如你不合时宜地表达出了自己的意见，就有可能破坏对方的心情，导致谈话无法进行下去。
在今天，我们在劝说别人，或有求于人的时候，也要注意时机。比如在办公桌上不好说的事，在酒桌上可能就好说一点;当领导不高兴的时候不要进言，可以等他心情好的时候进言。这种技巧要在实践中琢磨。
如果对方不喜欢你，就不可能对你敞开心扉。如果你认为让对方敞开心扉是最重要的，那么适当压制一下自己的意见也无可厚非。
原文
言往来，先顺辞也。善变者，审知地势，乃通于天，以化四时使鬼神合于阴阳而牧人民，见其谋事，知其志意。事有不合者，有所未知也。合而不结者，阳亲而阴疏。事有不合者，圣人不为谋也。故远而亲者，有阴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来也;日进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遥闻声而相思者，合于谋待决事也。故曰：“不见其类而为之者见逆，不得其情而说之者见非。得其情，乃制其术。此用可出可入，可揵可开。”
案例
鬼谷子认为：在情况还没有明朗之前就去游说的人，一定会事与愿违，在还没有掌握实情的时候就去游说的人，也一定要受到非议。只有了解情况，再依据实际情况确定方法，这样去推行自己的主张，既可以进谏，坚持己见，又可以放弃自己的主张，随机应变。只有这样才会做到游刃有余，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韩非子，就深明此道。在古代社会里，衡量忠臣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文死谏、武死战”。即是说，当君主有错误的时候，大臣们要“冒死直谏”。但韩非子并不赞同让臣子去作无谓的牺牲，而是主张“进谏”要因人而异、从客观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且随机应变。这是一种进言的智慧。古人在这方面留下了许多富于启迪意义的故事。
“宓子贱掣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鲁国人宓子贱是孔子的学生。他曾有一段在鲁国朝廷做官的经历。后来，鲁君派他去治理一个名叫单父的地方（今山东单县）。他受命时心里很不平静。宓子贱担心：到地方上做官，离国君甚远，更容易遭到自己政治上的夙敌和官场小人的诽谤。假如鲁君听信了谗言，自己的政治抱负岂不是会落空？因此，他在临行时想好了一个计策。宓子贱向鲁君要了两名副官，以备日后施用计谋之用。
宓子贱风尘仆仆地刚到单父不久，该地的大小官吏都前往拜见。宓子贱叫两个副官拿记事簿把参拜官员的名字登记下来，这两人遵命而行。当两个副官提笔书写来者姓名的时候，宓子贱却在一旁不断地用手去拉扯两个副官的胳膊肘儿，使两人写的字一塌糊涂，不成样子。等前来贺拜的人已经云集殿堂，宓子贱突然举起副官写得乱糟糟的名册，当众把他们狠狠地鄙薄、训斥了一顿。宓子贱故意滋事的做法使满堂官员感到莫名其妙、啼笑皆非。两个副官受了冤屈、侮辱，心里非常恼怒。事后，他们向宓子贱递交了辞呈。宓子贱不仅没有挽留他们，而且火上加油地说：“你们写不好字还不算大事，这次你们回去，一路上可要当心，如果你们走起路来也像写字一样不成体统，那就会出更大的乱子！”
两个副官回去以后，满腹怨恨地向鲁君汇报了宓子贱在单父的所作所为。他们以为鲁君听了这些话会向宓子贱发难，从而可以一解心头之恨。然而这两人没有料到鲁君想了想，竟然负疚地叹息道：“这件事既不是你们的错，也不能怪罪宓子贱。他是故意做给我看的。过去他在朝廷为官的时候，经常发表一些有益于国家的政见。可是我左右的近臣往往设置人为的障碍，以阻挠其政治主张的实现。你们在单父写字时，宓子贱有意掣肘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隐喻。他在提醒我今后执政时要警惕那些专权乱谏的臣属，不要因轻信他们而把国家的大事办糟了。若不是你们及时回来禀报，恐怕今后我还会犯更多类似的错误。”
鲁君说罢，立即派其亲信去单父。这个钦差大臣见了宓子贱以后，说道：“鲁君让我转告你，从今以后，单父再不归他管辖。这里全权交给你。凡是有益于单父发展的事，你可以自主决断。你每隔五年向鲁君通报一次就行了。”
宓子贱很赞赏鲁君的开明许诺。在没有强权干扰的情况下，他在单父实践了多年梦寐以求的政治抱负。
宓子贱生怕鲁君听信了谗言，自己的政治抱负到头来落得一场空，但又深知要劝谏的人是高高在上的君主，直谏万不可取，于是发挥智慧，用一个自编自演、一识即破的闹剧，让鲁君意识到了奸诈隐蔽的言行对志士仁人报国之志的危害。这正是“得其情，乃制其术”的妙用。这种不用说话便起到进谏之功效的方式，可以说是达到了进谏的至高境界。
原文
故圣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揵万物。由夫道德、仁义、礼乐、计谋，先取《诗》、《书》，混说损益，议论去就。欲合者，用内，欲去者，用外。外内者必明道数，揣策来事。见疑决之，策无失计，立功建德。治民入产业，曰“揵而内合”。上暗不治，下乱不悟，揵而反之。内自得，而外不留说，而飞之。若命自来己，迎而御之;若欲去之，因危与之，环转因化，莫知所为。退为大仪。
案例
鬼谷子认为：聪明的人懂得如何急流勇退。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英雄一旦找到了用武之地的时候，就应当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然而事多变迁，在功成名就局势发生变化，需要放手的时候，就要果断放手，万万不可痴迷于荣华富贵，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急流勇退，才可以避免招来灾祸。
在历史上，一些精明的辅佐大臣在功成名就以后，往往急流勇退，以求避祸保身。
春秋末年，越王勾践在范蠡和文种的辅佐下，苦身劳力二十年，深谋远虑，终于灭掉吴国，而且兵临中原，号令诸侯，成为霸主。灭吴之后，越国君臣设宴庆功，群臣皆乐，唯独越王勾践面无喜色。机警聪慧的范蠡察微知著，立即识破了越王的心思：越王为雪会稽之耻，灭掉吴国，不惜卑身事下，愿与臣下同甘共苦，共渡艰难。如今大功告成，越王能实践先前的诺言吗？我与文种功勋卓著，位高权重，越王对我二人能放得下心吗？范蠡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的为人，可与同患难，难与共安乐。于是他毅然向勾践告辞，请求退隐。勾践得知范蠡要辞退，就召见范蠡，对他说：“先生若愿留在寡人身边，寡人愿与你共分越国，若不遵寡人，将身死名裂，妻子为戮!”范蠡当然知道越王的所谓“共分越国”纯属虚语，而“身死名裂，妻子为戮”，越王是肯定做得出来的。于是他回答道：“君行其法，我行其意。”事后，范蠡不辞而别，抛弃家业，带领家眷，驾一叶扁舟，出三江而入五湖。后来定居于陶，成为巨富。范蠡走时，曾投书同僚文种，劝说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先生何不速速出走？”
文种原先对于范蠡的辞职并不理解，认为越王不可能如此绝情，当他看了这封书信后，才如梦初醒，从此他便假托有病，不复上朝理政。果然，越王的猜忌之心日益暴露，心里不再容得下这位胸藏韬略的谋臣，便派人赐予文种一把剑，说道：“先生教我伐吴七术，我仅用其三而灭亡吴国，其余四术还藏于先生胸中，请先生追随先王，试行余法吧!”文种见所赐之剑，正是当年吴王赐予伍子胥自杀的那把属镂剑。文种长叹一声，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引剑自刎而死。一代名臣，落得如此悲惨下场，只怪没有听范蠡的话，没有看透勾践。
范蠡机智地出走，生命得以保全，文种留恋功名，却死于非命。为什么两人有不同结局？不能不说范蠡在长期与勾践的接触中，对勾践的人品、性格有深刻的了解。范蠡看出勾践是“大恩不报，大功不还”之人，故在灭吴之后，急流勇退。
帮助刘邦成就大业的张良、萧何、韩信三人中，唯有张良熟知“急流勇退”的哲理。在刘邦入主长安后，诸位开国元勋都要喜气洋洋地享受荣华富贵，唯有首要谋士张良称病而退，而且病得“朝不保夕”，可刘邦死后，张良仍旧活着。不知急流勇退的其他“二杰”下场悲惨，韩信以“谋反”罪被戮于长乐宫，萧何以“贪污”罪被捕入狱。此皆“功高震主”之故，敌国已破，劲敌已亡，刘邦怎么能留比自己本事还大的人呢？！
刘伯温帮助朱元璋平天下、治天下，待明白该急流勇退时，已经晚矣。在建明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为朱元璋出谋划策，已经得罪了不少重臣。结果，虽辞仕退居乡里过起隐居生活，但还是遭到胡惟庸陷害，积忧成疾而死。如果刘伯温在朱元璋登基称帝前夕，就退隐乡里，就绝不会遭到后来剥夺俸禄的冤屈，而是过着静心修养，乐哉快哉的生活。